导语：老北京有句顺口溜：“崇效寺的牡丹、花枝寺的海棠、天宁寺的芍药、悯忠寺的丁香。”这里面的花枝寺和悯忠寺，分别是极乐寺和法源寺的别称。而这“四大天王”，无一例外坐落于南城。

北京寺庙中的的玉兰

　　旧日赏花去城南，最是“庙”不可言  

　　民国以前的北京老百姓，若要赏花，一定要到南城才行。都说东富西贵、花开富贵，怎非要到“南贱”之地呢？北京地处北方，相比南方常年的鸟语花香，气候属于 “自然灾害”，不宜广种博栽。直到现在，老街老胡同都基本没什么花，连行道树都少。而老北京原来的花都开在三处：皇家园林、四合院住宅和寺庙。前两者都是统治阶级关起门来孤芳自赏，老百姓无缘得见。想众生平等地赏花，还就得去唯一接纳众生的地方——寺庙。

　　老北京有句顺口溜：“崇效寺的牡丹、花枝寺的海棠、天宁寺的芍药、悯忠寺的丁香。”这里面的花枝寺和悯忠寺，分别是极乐寺和法源寺的别称。而这“四大天王”，无一例外坐落于南城。

　　如今海棠和芍药的传统已经凋谢、失传多年，可谓是历史的无可奈何花落去。花香和历史的交错，只剩牡丹和丁香这两枝。其中尤以法源寺的丁香闻名遐迩。不光是 品种多、株数多，更出名的是丁香诗会。印度大诗人泰戈尔1930年代来北京时，甚至点名要去，徐志摩还陪着他看。近年又恢复了，却有附庸风雅之嫌——所谓 “会”本是宣南士子三两知己同游、吟和酬唱，如今搞得乌泱泱如相亲大会，自然是不复当年的雅兴。

　　北京是首都，牡丹为花王，赏牡丹自然是北京赏花史上必须浓墨重彩的一笔。我小时候去中山公园，就觉得那儿的牡丹天下无双了，但老人们说：更好的牡丹在南城的崇效寺，那儿的品种更多，花的植株更高，花朵也更大。更有知情人说，中山公园的牡丹就是崇效寺移栽。

　　崇效寺不大，只不过是一座佛院而已，其名气主要因为花事。据张恨水《北平旅游指南》，1930年代每到花期时，北平的电车汽车厂子都开设专线，由内城直达 那里。那时报纸的社会新闻也提到：在它的花期中，“全城都游人如织”。它的确有这资本：墨绿牡丹是北京独一份，别无分号。

　　据说直到新中国成立时，朱德总司令还专程驱车去崇效寺，只为一睹芳容。可惜后来最高领袖希望及早实现工业化、站在天安门城楼能看见满眼的烟囱冒烟。天安门 面对的是哪儿？南城。崇效寺和一大批古建筑一起，都倒在改建工厂的浪潮中。所以我等晚生，也就只能到中山公园看移栽的了。只是，按“一蟹不如一蟹”的规 律，后者自然要等而下之了。

　　但中山公园在北京花事史上的功绩也绝对是不容抹杀的。在植物园暖房兴建之前，每年有长达5个月左右的时间，北京唯一能看到鲜花的地方，就是中山公园的唐花 坞。现在它年老色衰、受人冷落了，也算是“花无百日红”的自然规律使然。但正如我赏花不会想到最大最全的植物园，也不会主动去近年人为栽种的明城墙或玉渊 潭这些，我总觉得：花在哪儿都能开，但老北京和其他地方不同就是，这里的花儿，也开在丰厚的历史土壤上；赏这里的花，你可以读懂北京。

　　赏花一定要配美食，这一联系在秋天“还来就菊花”肯定是天经地义的，那时瓜果梨桃甚至螃蟹都是大丰收。可春天开花之前，北京刚刚度过只消耗不积累的寒季。 说起来，也就是稻香村等老字号的藤萝饼和玫瑰饼算得上是赏花的时令食品。年轻时点心是高级货，平时不舍得，都是扫墓时买上两块，祭了祖宗然后解自己的馋。 前些年偶然再尝，不复当年美味，不是自己嘴刁，也不怨厂家不用心，主要是用的花怕是也没有过去的味儿了。  

　　赏心乐事谁家院，无奈渐行渐远  

　　紫藤不仅是春花中少有的美味佳肴，在诗人的吟咏中不难看出，它更是和海棠一起，并称昔日北京四合院里观赏花卉的两大主力。海棠花以前小康之家、或者说稍微 有些余财的人户都会栽种。我印象最深的是叶圣陶在东四八条的故居，多年前一到春天就开满了海棠花，据说是清代始建此宅的第一任主人亲手栽种，不过那位主人 的地位和叶老完全不能比，只是位下品小官吏而已。

　　北京城文人多，紫藤一般是文人的私宠。像海泊胡同16号古藤书屋著名的三根老藤，据说就是首任主人朱彝尊在明末清初栽的。前几年我走访宣南故居群，房屋已 成危房，藤还在，但从粗细看，我怀疑可能不是明末清初的老藤，但即便是补种，应该也有相当年头了。杨梅竹斜街雍正朝探花梁诗正的老宅，其正房“清勤堂”前 的紫藤，倒应该是如假包换的清代老藤。老话说“花以人名”，时有诗人严遂成赞曰：“满架藤荫史局中，让君一手定三通”。看似赞花，实则奉承官至吏部尚书的 主人：您老人家泽荫后辈、桃李满天下啊！

　　老百姓最熟悉的紫藤，恐怕还是纪晓岚故居纪大烟袋手植的那株。原因自然是故居改晋阳饭庄后，老舍先生光临后欣然命笔“庭前十丈藤萝花”。先生的花语无心， 却泄露了一个秘密：紫藤都是种在后院，“庭前”是不可能的，原来一进院落早在建国初就已被拆除了。所谓的保护文物，其实早就不完整了。

　　如果说花事相对丰富多彩的老宅，那还要看会馆。比如前门外的粤中会馆，我幼年跟随革命的父母进了新中国的伟大首都，就落户于此。院子里的三棵枣树两株丁 香，香味曾伴随我整个少年时光。但后来院子越来越小——因为人口越来越多，不够住、全盖房子了。文革初期我去北大荒之前，丁香树砍了，等几年后回来，发现 枣树也连根全拔了。后来看刘恒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他院子里的那棵树，让我不禁为我早夭的小伙伴想要落泪。

　　我住过的粤中会馆算规模小的，一般说来，规模越大的会馆，花色就越多越好。十多年前北京申奥时，我意识到可能又会拆除一批老院，于是详细走访了一些，结果 院里的花更让我心醉神迷。比如长巷头条的湖北会馆，那时还有罕见的杜梨，开花宛若一片香雪海，美极了。老街坊说起码“日本人来之前就有了”，可惜奥运前修 前门东侧路，整个院子都拆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旧时北京最穷的居民区，要算龙须沟了。即便脏乱臭，一到春天，也是桃花怒放，搭配着卖小金鱼儿的叫卖，颇有番都市里的乡野趣味。而现在的小区，虽说有物业 精心绿化，但花却每每未待怒放便几欲凋谢，像是旧社会营养不良的孩子。这是何故？老北京水系相对充沛，也没有那么多建筑物。如今的水泥森林，地基比建筑更 密，地下水严重枯竭，自然妨碍了花木的根深叶茂。加上雾霾笼罩，本就先天不足的花儿自然像是挨了呲儿般耷拉脑袋。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有时真的是这样：天坛在1980年代后补种了大量鲜花。但人工刻意的丁香、梨花，反而不如野生的紫云英更成气候，纤细的 小花从古木皴裂的皱纹间钻出，自然的伟力和妩媚在此完美统一。当然，“人定胜天”也不能完全抹杀：想想北京人多多少少都是爱花的，少有践踏攀折等粗陋行 为。每年五一十一、长安街头、各大公园摆出“欢度佳节”的整齐划一的花海，再不懂美的也多多少少被耳濡目染，这恐怕也算是社会主义美学的正面遗产吧。  

　　(讲述人：肖复兴 1947年生，作家，曾任《人民文学》副主编。自幼居于正阳门下，作品以知青岁月和京味儿为两大特色，退休后更是致力于采撷、研究和书写京城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