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地都是博主的时代 我们为什么更需要好的旅行文学？

　　导语：某种程度上，旅行文学展示的是人类孤独的力量：有时是悲伤的，时常是自省的，更多的时候就像宗教本身一样充满精神性。（来源： ELLEMEN睿士）

      因为，旅行是人类的本能。

　　在拉丁文里“旅行”（Itinerantur）是指人们为了去圣地朝圣而进行的苦行：对净化心灵的渴望，对好奇心的满足，改变自身处境或生活环境，再次成为陌生人，体验异国风情，见证世界。契诃夫说过：“如果你害怕寂寞，就不要结婚。”保罗·索鲁则说：“如果你害怕寂寞，就不要旅行。”

　　旅行文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学类型。远古时代，漫游归来的旅行者向聚集在篝火旁的部落成员讲述自己的见闻，这些故事使昏昏欲睡的人们重新振奋起来，点燃了心中的渴望之火。从古至今，伟大的旅行文学作品总是具有这样的力量。

　　英国作家布鲁斯·查特文和伊恩·弗莱明的写作都与旅行有着密切的关系。

　　年轻时，查特文曾是苏富比最年轻的董事。一天，他在祖母的餐柜里发现了一小块棕红色的兽皮，从而开启了半生的放逐与写作。1977年，查特文出版了处女作《巴塔哥尼亚高原上》（In Patagonia），被认为“为古老的旅行写作重新注入了活力”。

　　在这本书里，查特文以素描的手法，描绘了旅途中遇到的众多人物和他们的故事。鉴定艺术品的丰富经验，使得查特文练就了一双鉴赏力极强的眼睛。他描述每个人物都像观察一件艺术品般犀利。《巴塔哥尼亚高原上》由九十多个片段组成，如同一幅幅小小的画作彼此联结，共同构筑了对巴塔哥尼亚原创性的描述。

　　除了巴塔哥尼亚，查特文还曾远行中国、西非、澳洲、中亚、巴西、美国。他的第二本书关于19世纪达荷美地区（今天的贝宁）的奴隶贩子德·苏扎。他为此专门前往贝宁，经历了一场政变，被当作雇佣兵逮捕。随后，他写过一本威尔士的小说，一本澳洲土著的小说，以及一本关于铁幕下捷克斯洛伐克的瓷器收藏家的小说。

　　在英国，查特文风靡一时。因为战后的英国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无暇顾及岛屿之外的世界，市面上几乎不再能够见到吉普林、康拉德或毛姆那样以海外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当人们只关心眼前的琐碎之事时，查特文却选择了远走他乡，回归人类最古老的文学传统。

伊恩·弗莱明

      伊恩·弗莱明，另一个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007的创造者

　　抱有同样信念的，还有查特文的前辈作家伊恩·弗莱明。相比于生身平凡的查特文，弗莱明则是一位典型的英国绅士。他成长于大英帝国最辉煌的年代，是见识过真正繁华的纨绔子弟。他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随后目睹了英国的衰退。如果做一个不太恰当的类比，弗莱明的世界观有点像明末的张岱。张岱也曾是游历广泛的浮华子弟，然而“年至五十，国破家亡”。如同张岱怀念晚明，弗莱明也希望用自己的写作，重新照亮帝国渐渐远去的记忆。

　　在《惊异之城》（Thrilling Cities）里，弗莱明游历了世界上的十三座伟大城市。每到一座城市，他都会拜访一些有趣的人。在香港，他住在渣甸洋行总裁的别墅里；在澳门，他拜访了当时的“黄金大王”；在洛杉矶和芝加哥，他访问了《花花公子》总部和知名的犯罪新闻记者；在日内瓦，他到卓别林家里做客……他说自己不善社交，所幸的是，他的观察力非常老道，又极具捕捉细节的天赋。当这些拜访被移到纸上，就变成了一个个精彩绝伦的故事。

　　弗莱明受过良好的教育，见识广泛，又毒舌。在那个没有互联网和谷歌的时代，他对旅途中遇到的诸多事物都显示出一副内行人的熟识。在柏林，他嘲讽柯布西耶的建筑理论；在维也纳的西班牙马术学校，他将利比扎种马的故事娓娓道来；在那不勒斯，他来到阿佛纳斯湖，下到西比尔岩洞，回想起童年时代抄写《埃涅阿斯纪》的情形——这里正是埃涅阿斯跨过冥河，进入地府的地方。

　　弗莱明对赌场的各种门道都津津乐道。无论在澳门、拉斯维加斯还是蒙特卡洛，他都要进场一赌。他甚至有机会进入赌场的后台，饶有兴味地观看这个庞大的金钱帝国是如何运作的。弗莱明的女人缘也不错，一大特长是给夜总会的姑娘看手相。他握着澳门姑娘的手，说“她的心不受大脑约束；有艺术细胞，只是还未显露……在性上不太满足”。最后这句话招来了姑娘们嬉笑的否认，又把另外两个女孩吸引过来。于是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弗莱明“又看了几个手相，喝了几杯金汤力”。

　　查特文没有弗莱明式的奢华作风，他总是被更原始的力量吸引。和弗莱明一样，查特文同样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迷人的自我形象：一个时而在伦敦社交聚会上侃侃而谈，时而销声匿迹，然后有一天突然写出一本书，这本书多半是关于人们闻所未闻的地方。死前，查特文堪称欧美文艺界的宠儿。例证之一是，美国同性恋摄影师罗伯特·梅拍过的唯一一张穿着衣服的男性照片，主角就是查特文。

布鲁斯·查特文

　　《阳光之下》（Under the Sun）是查特文死后，由妻子整理出版的书信集，里面还收录了查特文在旅途中写给别人的明信片。

　　根据书中记述，查特文死后将自己旅行中使用的Moleskine笔记本捐给了牛
津大学的博德里安图书馆。在牛津大学时，我调阅了查特文1974年12月在巴塔哥尼亚旅行时用的笔记本。标志性的黑色Moleskine，皮面，96页，护照大小。装订已经有些松散，但字迹依然清晰。有的用的是蓝色圆珠笔，有的用的是铅笔，还有的地方贴着剪报。查特文一生关注的母题是“游牧”和“人性的不安”。在他看来，人类内心的不安正是通过游牧，或者说游荡行为加以缓解的——这也正是旅行最深层的原因。

查特文在云南

　　在死后出版的文集《我在这里做什么》（What Am I Doing Here）中，查特文坦言他在云南旅行时感染了一种“罕见的真菌”，健康状况因此急转直下。所谓的“真菌”，其实是当时刚发现不久的艾滋病毒。查特文的同性恋生活——绯闻对象包括很多文艺界人士——最终给他带来了致命一击。去世时，查特文还不到50岁，而弗莱明心脏病突发去世时同样只有56岁。

　　查特文与弗莱明的迷人之处，都在于他们不安与游荡的气质——其魅力就像那种“罕见的真菌”，稀有而致命。旅行文学让人明白“他处的重要性”。因为正如诗人菲利普•拉金所言：除了他乡，没有别的地方能够确认我们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