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男人穿衣的历史，除却17世纪花枝招展的宫廷风尚不表，也暂不罗列1950年代孔雀革命等昙花一现的亚文化枝杈，近代主流男装的变迁史，几乎就是西服、制服以及运动装的历史。虽然这三大件各自发展出了复杂而丰富的外型和规则。然而一百多年来，男人们就只能在这三座大山中来回蹦跶，每一次尝试性的越暨都只可能是产生短暂的轰动效应，从来撼动不了壁垒。在洋洋洒洒、开放自由的女装史面前，简直可怜。
壁垒由谁而设？又将会由谁而破？
在这里，要探讨男装重新定义的可能，势必要讨论“新男人”成立的可能性。长久以来，在对于两性不同的认知中，女人被认为趋于自然属性，而男人则是社会属性。评价一个男人的标准大多取决于他在社会存在中的价值与地位，男子气概的体现被局限于工作领域。相比女人的情绪化、善变与关注自身，男人被要求是审慎的、稳定的、持久的、注重同周围社会相联系的。于是男性外衣也单纯被视为“传达名望的能力和有效率的或是职业性的欲望。”当女人与她们的身体被轻易地书写、谈论，被纳入时尚范畴研究时，将男人在着装上诱惑化或者色情化都显得尤为不合时宜。在这个大的思想指导下，男装尽可能简化装饰，男人的身体也更加私密，他们是标准化的、中立的，不可能在主流的审美区间内成为轻佻时尚的载体。1980年代，“新男人”运动开始抬头，企图打破传统意义上的男性观念。设计师们尝试用更为鲜艳的色彩组合和更具时尚感的服饰包装男人。令Armani一炮而红的电影《美国舞男》，里头的主人公自恋、沉湎时尚和消费、醉心于卖弄自己的身体和外表，被认为是冲破了传统观念里“庄重”的男子形象，即“新男人”代表。
而“新男人”对于“旧男人”的冲击恐怕是微不足道的。电影与T台中的风尚向街头传播，其过程就如同打开水源，任凭清水顺管道直下，滋养各处。一旦理念不通，便是管道淤阻，纵使时间耗尽也只是一厢情愿。1987年，《卫报》就有记者撰文质疑，称这种类型的“新男人”只是大众的虚构，而并非存在于真实的生活当中。事实也的确如此，无论那个年代以DavidBowie为首的流行偶像们如何在舞台上穿裙子、化浓妆、涂指甲油，无所顾忌地挑战男装禁忌之地，这也仅限于亚文化英雄最为前卫的试验性行为。它甚至无法如摇滚、庞克一样被日后收编入消费领域，成为主流时尚的一支风格分部。更讽刺的是，就算惊世骇俗的《美国舞男》，主角只不过是比普通男人多了几分对打扮的热衷，任其着装再考究别致，翻来覆去也无外乎是西服，翻不过三座五指山。
看来，要让男人树立起美的意识已是不易，更何提打破美的疆界呢？
或者说，逐渐树立对美与品味的感知或许是需要的，而打破美的壁垒，乃至模糊男人性别的着装，多来自设计师和小部分人群的主观意愿，压根就不存在于大多数男人的诉求中。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美国，美国捍卫男裙权力的组织“反抗裤装暴政的勇士”打出这样的标语：“男子气概不是指被周围人们强迫参战或夸耀自身力量，而是指拥有推陈出新的自信和勇气。”可在服饰上推陈出新真的是男人的切身需求吗？作为两性中的强势群体，男人们从小便在强化社会属性的价值观教育下长大，他们更习惯用工作，而非外型来证明自我。社会鼓励女人们装饰自我，而对于花里胡哨的男人，则往往投以严苛的审视目光。集体出塑造的习惯和思维方式为男人选择了着装，破壁垒因此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两性的各自属性与功能以及男权社会的根本，其复杂程度远胜穿衣本身。
真正有可能推动男性着装的力量，模糊两性着装界限的，还得倚靠于同性恋群体的崛起。他们原本就反叛于主流规则，因而在融入大众社会的过程中也具有和直男不同的触点。他们大多不靠获得传统的社会认可而满足，在对时尚的态度和对自我的重视程度方面，他们更接近于女性。比起直男，同性恋群体对美和装饰性的事物简直是天赋型的，表达方式也更加直接。对于他们当中最为激进的一群人来说，勇敢追逐时尚更是一则宣言，他们以此来强化自己反叛于主流价值观的态度。时尚市场也热爱同性恋群体，相比那些受传统责任束缚的直男，他们的消费观更加随意而豪放，他们更为追求多样性，也更乐意在服饰上一掷千金。
由此不难理解，尽管现实中男装壁垒是如此无坚不摧，我们仍能在T台上持续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以如今正当红的设计师J.W.Anderson为例，尽管不乏Jean PaulGaultier等热衷为男人穿上女外衣的前辈，但他走的更远，甚至一整个系列都完全参考了女装样式，荷叶边、连身裙、肚兜上衣……这是远出离于生活中街头巷尾的装扮，是挑衅的、极致的、不得体的，却是少数群体的狂欢，代表了性别模糊革命的最终梦想。
当同性恋群体的审美趋向成为男装审美的领导性趋向，男人穿衣的壁垒才有破冰的一天。然而，这也必然代表着社会既有秩序的消解。我们需要怎样的男人，男人们期待怎样的自身，直男与弯男如何在各自发展的道路上相互影响，都是成为决定男装壁垒破与不破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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