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约翰·比斯利·格林(John Beasley Greene)关于埃及的照片中,在优雅简洁的构图与散落四处的石像之间,我们也许会发现现代主义的情感碎片,即在未完成的、被损坏的、半掩映的事物中发现美。
在摄影史上,格林的名字并不突出。19世纪50年代,在摄影术兴起之初,他便从法国前往埃及,进行考古与拍摄工作。格林英年早逝,去世时年仅24岁,但他留下了大量的照片,在为后世提供考古学信息的同时,展现出难得的现代主义艺术之美。近日,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正在举行“符号与奇迹:约翰·比斯利·格林摄影作品”展(澎湃新闻注,因疫情从3月14日-27日闭馆),以近70件作品带领人们了解这个重新被发现的天才。
19世纪50年代,约翰·比斯利·格林(John Beasley Greene)作为考古学家踏上埃及之旅。而在他的照片中,在那些残缺的雕像和荒凉的沙地中,人们看到了镜头背后诗人的眼睛。那些半埋在土里的纪念碑正在腐烂,揭示着一个昔日的强大文明,让人联想到雪莱的十四行诗《奥兹曼迪亚斯》中苦涩的讽刺。
《无题(拉美西斯神殿,拉美西斯二世巨像的头颅)》,1854-55
和当代摄影相比,格林的照片具有水彩的微妙美感,柔和的对比和粉末的肌理为显示出纸张负片的特点。即使这些照片记录的是象形文字碑文,看起来也颇具浪漫色彩。不幸的是,格林与东方的交集是短暂的,1856年,年仅24岁的格林去世,死因可能是肺结核。
在格林的生平中,“可能”随处可见,唯独他的天赋毋庸置疑。展览“符号与奇迹”(Signs and Wonders)以近70件作品带领人们走入格林短暂而神秘的一生,探索他的作品所蕴含的美学与科学价值。
《狮身人面像》,1853-54
在今天,格林的摄影唤起了一个时代:在那时候,旅行意味着冒险,古老文明神秘莫测,摄影则刚刚诞生。而格林的作品之所以引人入胜,一大原因便是他利用了媒介的限制,来突显他想要的效果。
和湿版摄影的玻璃板相比,纸张负片对光没有那么敏感,因此在表现细节或任务移动上不那么适合。与格林同时代的一些摄影师都是用湿版摄影,而他却将这个缺陷发展成自己的优势,让照片像绘画一样具有柔和的阴影。由于他所使用的感光乳剂对于光谱中的蓝光尤为敏感,照片里的蓝天都被漂白了。有时候,他会故意用颜料将天空完全漂白,有时候,在一些未经处理的照片中,明亮的天空上不小心留下了某些污迹。不管怎样,在格林的摄影中,沙漠的天空总是无情地散发着光芒。纸张底片与沙漠风景的独特性为相片赋予了一种抽象感。
《卢克索的柱廊》,1854
格林生于法国的富人家庭,父母来自美国,父亲是银行家。他曾在雷·格瑞(Gustave Le Gray)的巴黎工作室里学习,后者是摄影领域的先锋,为蜡纸底片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第一次踏上埃及的土地之前,格林曾和雷·格瑞一起去过枫丹白露森林,记录过巴黎的地标。
《拉美西斯三世葬祭殿》,1853-54
埃及是欧洲人梦寐以求的地方,尤其是法国人。18世纪末,拿破仑曾短暂地占领埃及,除了派军驻地,他带领了一批学者远赴埃及,对于那里新发现的奇观进行测绘,由此完成了一项百科全书式的研究。他们将整整23卷的研究成果带回法国,使西方世界对这个古老的文明萌生了兴趣。
1839年,法国政府买下达盖尔摄影法的专利权,宣告摄影术的诞生。人们很快发现,这种技术可以用于记录征服地的废墟。马克西姆·杜·坎普(Maxime du Camp)成为了这一领域的开拓者,他曾在1849年的冬天前往埃及,为许多地方拍摄了照片。1853年,格林也跟随他的足迹去了埃及。这两个人的照片在风格上有很强的相似性,但格林的作品更多地描绘了一种极简主义的风景,让人联想到诸如詹姆斯·惠斯勒(James Abbott McNeill Whistler)等后世画家的作品。
《基奥普斯金字塔》,1853-54
杜·坎普的照片里常常出现大量的工人或游客,以凸显出那些遗迹的壮观。而格林则有意地避开游客与其他的“入侵者”,不愿打破景色本身的“咒语”,在格林的照片里,即使有人类生活的痕迹,人本身却始终是缺席的——你会看到帐篷、 晾衣绳、房子和小船,就是看不见人。他的照片因此而拥有了永恒性。在当时,前往埃及拍摄通常带有考古发现的目的,但是在格林拍得最好的那些照片里,你看不见任何文明的废墟,只有自然地貌。不是说他没有忠实地去记录那些古迹与碑文,只是,如果他所留下的都是那样的照片的话,他就不会在今天成为博物馆展览的对象。
《无题》,1856
1854年至1855年,格林踏上了第二次埃及之旅。这一次,他的身份主要是对拉美西斯三世葬祭殿进行挖掘的考古学家,这是一个位于尼罗河西岸的庙宇群,毗邻现代城市卢克索。在这趟旅程中,他拍的照片不多,最终选出来的也大抵是些提供信息的图像,例如对碑文的拍摄,这些内容对于学者来说至关重要。
《埃尔阿萨西夫墓地》,1853-54
事实上,格林对于摄影的应用反映了摄影诞生早期的两大方向——作为艺术与作为科学的摄影。格林的照片无疑是二者合一。他是第一个用照片记录埃及考古过程的人,也是拍摄埃及的摄影师中第一个在实地工作过的考古学家。1856年5月底,他回到了巴黎。当他于同年秋天最后一次前往埃及时,已经病入膏肓。11月,格林在开罗去世。
《狮身人面像左侧的挖掘》,1853
从照片中隐约透出的忧郁中,也许可以想象格林对于自己的早逝已有预感。在1854年的一幅底比斯城法老的石像照片中,巨大的雕像从沙漠中耸立而出。石像曾经守护着一座敬拜法老的庙宇。这座宏伟的建筑早已被地震洪水所吞噬,只留下了它的守护者。格林拍摄了石像的正面,他从低处仰视那被时间侵蚀的面庞,那张毫无表情的脸茫然地回望着他。
《底比斯城,巨人石像》,1854
格林最常被复印的一张照片是1854年《底比斯城的尼罗河畔》(Banks of the Nile at Thebes),这张风景照展现了无与伦比的美。构图分成了三个水平区域:上方的天空占据了超过一半的画面;下方的河流缀着大片的斑点,也许是岸边的映像;中间薄薄的一层是岛屿和棕榈树丛。远山和近处的河水呈现同样的色调,浮于水天之界上。
《底比斯城的尼罗河畔》,1854
格林的照片在他生前曾屡屡展出,但随着他的去世逐渐被人遗忘。直到大约四十年前,他的作品才开始重新受到艺术市场的关注,并引发人们对于摄影、殖民历史与现代主义之间复杂关系的思考。在格林的照片中,在优雅简洁的构图与散落四处的石像之间,我们也许会发现现代主义的情感碎片,即在未完成的、被损坏的、半掩映的事物中发现美。
展览“符号与奇迹”将持续至2020年5月25日。
(本文编译自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官网信息及《纽约时报》、hyperallergic网站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