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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安可 葛怡然 图丨来源于网络
2014年1月28日，农历马年春节之前，山西盂县。
一场薄雪将大地遮白，二踢脚在冷风中清脆地爆响，纪录片《二十二》在一场乡村葬礼中拉开了序幕。
《二十二》刻意和镜头里的一切保持距离，隔着的那遥遥一步，由观众自己去完成。
去世的老人，叫张改香。19岁那年，她被日军抓进碉堡，整整十多天里，遭到日军残酷的性暴力侵害，命差点都丢掉。
日军侵华八年，至少有20万中国女性遭遇和张改香老人同样的伤害。70多年过去，她们大多已不在人世。
2012年，导演郭柯开拍《三十二》；2014年开拍《二十二》，2017年《二十二》公映。与这个时间线对应的人数是：32人、22人、8人。
习惯上，历史悲剧有它自己的视觉标签——暴力镜头、受害者照片、痛苦的回忆，当事人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时，往往成为罪恶的控诉方。
这当然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相。
让人欣慰的是，《二十二》（包括之前的《三十二》）没有这样做，它似乎意识到了唤醒记忆而产生的“二次伤害”有多深，从而小心翼翼的、尽可能的回避了上面的视觉标签。
所以，影片中虽然有悲伤和泪水，更多的却是触动人心的感动。
连海报也是浅绿色，画面朴素而又温情。
《二十二》和《三十二》，想要表达的不是仇恨和痛苦，而是人性在苦难中的升华，就算苦难加身，也要好好活下去，不沉重不悲痛，反而乐观知足，当人生已至暮年，一切归于平淡。
这种平和冲淡，在3年前的《三十二》中，就已经体现出来。
2012年，广西荔浦“慰安妇”老人韦绍兰和她的日本儿子多年来艰难生活的故事，吸引了郭柯。
开始，他想拍成剧情片，将重点放在老人的回忆上，并且有所设计。谁知接触到了老人后，完全和他想像的不一样。
最后，《三十二》放弃了解说和扮演，镜头冷静地贴近，呈现出难得的“观察+诗意”。
远离了设计，一切更加真实。
2012年12月，韦绍兰老人已经92岁，牙齿掉光，头发全白，走起路来颤颤巍巍。
她隔三个月去镇上领回90块钱生活费，瘪着嘴自言自语地絮叨：“买什么呢，买白菜吃，白菜便宜。买一次菜要五块钱。”
日子苦到极处，反而不觉得苦，“多就多用点，没得就少用点，哪里会够，哪里会不够呢？！”
是啊，活在世上，既难且易，哪里会够？哪里又会不够！
虽然已经不再怨恨，但一日也不曾忘，苦难只不过被老人藏在了心里。
1944年10月，日军包围桂林。那一年，韦绍兰24岁。
“鬼子从横地过来，就举起刺刀来，我以为他举起刺刀来刺我，我慌死了，他举起刺刀来把我的背带割断，割断我一支背带。就这样，连同背的那个女儿一起被他们抓走了。”
当时韦绍兰并不知道自己被抓进了马岭慰安所。第二天，一个穿白白衣服的，要我们脱衣服。
像韦绍兰这样的女子，共抓了几十个。
三个月后的一个深夜，韦绍兰带着娃娃逃跑了，她借着朦胧的晨光没命地朝着日出的方向逃跑，两天后终于回到家。
一直在平静诉说的老人，突然哭了起来，原来，当她死里逃生回到家时，却受到丈夫的责骂，说她到外面去学坏。
日本人的残害，只让她害怕，亲人的误解，却让她扎心。
她喝农药自杀，被人救起，没过多久，发现自己怀孕了。
1945年7月，韦绍兰生下儿子罗善举。好在丈夫并不因为他是日本人的种而打骂过他，只有一次，小善举将大便拉在了裤子里，丈夫打过他屁股。
但因为是日本人，罗善举也背负了一生的耻辱。
讲了六个妹仔，都不成事，人们都说，“嫁什么人不好，嫁个日本人”。
尽管一生苦难相随，92岁的韦绍兰老人却说出了金句：“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
她想起十三四岁时，常去山上放牛，邻村有个十二爹，背拱拱的，很会唱歌，一帮孩子们围上去，说：“爹爹教我们唱歌。”十二爹说：“我要放牛。”孩子们说：“我们帮你放牛，你教我们唱歌。”
儿时的岁月，一往情深，老人忍不住哼唱起来：“天上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
苦难再多我也不怕，农家人再辛酸也要坚强活下去。
她尽量挺直瘦小佝偻的身子，要看看这些陪伴了她一生的大山。能继续活下去，能看到这个美好的世界，她很感恩。
承受种种苦难后仍然觉得世界真好，比记住仇恨和活在痛苦中，更有意义，更见人性的伟大。
《二十二》里的那些可爱可敬的老人们，谁不是自己跌倒自己爬，自流眼泪自抹干呢？
1922年出生的毛银梅老人，住在湖北孝感的乡下，直到现在还会唱家乡的民歌《阿里郎》、《桔梗谣》。当年，她被日军从朝鲜掳到中国，就再也没回去过。
她回忆说：
那时候，妈妈把我丢掉了，妹妹小，走不开，（她）就抱走了。我边哭边找，那上面有个高高的（桥），有车子从上面过，我就扒在栏杆上看，想看到我妈妈，车上有人丢东西给我吃，我捡起来，一边吃一边哭。
想起自己的老娘亲，老人说不下去了，掩面泪流。
2016年，《二十二》入围釜山国际电影节，在釜山放映时，看到毛银梅唱《阿里郎》那段，一个40多岁的韩国男人一下子哭出了声。
早已不识故乡面，此生犹记故乡音。
2017年1月18日，毛银梅老人（原名朴车顺）安然离世，她的墓和丈夫的墓紧紧挨在一起，这里，就是她的故乡。
对于过去那段惨痛的经历，说没有恨，是假的。
1925年出生的林爱兰阿婆，曾在自家屋里挂满了菜刀、镰刀、水果刀，她做梦都在“砍日本鬼子”。
当年，她被日军抓去后，受尽折磨，一生无法生育，逃出生天后，她加入了“红色娘子军”上阵杀敌，成了抗日女英雄。
在影片中，她边比划着怎么用枪，边摸着头顶留下的枪伤……那枚颜色暗淡的勋章，被她细心包着藏在角落里，旁人找了半天才找到。
她在影片中的唯一一次流泪，是说到当时亲眼看到母亲被日本人绑起来扔进了河里，她一下子停住，掩着脸，肩膀剧烈地耸动起来。
大部分时间里，她一个人坐在养老院房间的门口，望着外面的倾盆大雨，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一动也不动。
每当触到老人的痛处时，镜头就移开，拉到了远处。郭柯说，没有人忍心再往下问。
《三十二》是韦绍兰老人的个体纪录，到了《二十二》，成了群像，苦难是每个人深藏在心里的伤疤，无声无息，世界这么好，为什么要始终沉浸在痛苦中呢？
留学海南师范大学的日本女孩米田麻衣，又一次来到了王玉开阿婆的家里，遗憾的是，阿婆前不久已经去世了。
她哭着说：
有一次，我拿着一位日本人的照片给阿婆看，那个日本人很老了，有80多岁，阿婆看那个照片，没有生气，她笑了，说，“日本人也老了，连胡子都没有了。”
这个面貌和嗓音都很柔和的日本姑娘，总是为这些阿婆们情不自禁地流泪，她说，“如果我经历了这些事，可能我会恨死那些人，会恨一辈子，甚至可能自杀。”
在海南那些年，她用一台小相机记录阿婆的日常，制作成视频短片《阿婆的四季》，2015年，这部短片在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映，日本的年轻人看过后说，“我觉得应该有更多人知道这些受害妇女的存在，日本政府应该道歉赔偿。”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的好阿婆们，在有生之年，虽然过得很艰难，但从不缺少笑脸。
“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韦绍兰（广西）
“谢谢你们。”——毛银梅（湖北）
“你们来看阿婆，阿婆就开心啊。”——李美金（海南）
“希望中国和日本要一直友好，不要再打仗，因为一旦打仗，会有许多人死去的。”——陈林桃（山西）
值得一提的是，当初的《三十二》拍好后，拿到了很多奖。
《二十二》拍出来，郭柯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让它进院线，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看到。
为了让年轻人不排斥这个沉重的题材，不被痛苦、洒满泪水的画面吓跑，他特意将电影宣传海报设计成手绘女孩形象。
拍电影之前，演员张歆艺偶然听到资金紧缺的消息，资助了100万元。
拍好后要进院线，做映前的宣发，又要一大笔钱，郭柯不得已在网上发起众筹，没想到，真的凑齐了100多万元，3万多个众筹者的名字，也留在了纪录片的片尾。
尽管每一步都不容易，但《二十二》还是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奇迹。
这是影片之外带给大家的感动。
而票房的增加也说明：不是只有商业片才有前途，像这样忠诚的纪录历史和现实的好电影，更能赢得大家的掌声和尊重。
活着的意义，似乎是《三十二》和《二十二》滤去镜头前的杂质后，最终只想表达的唯一内容。
也许，每个人都想挽留这些老人们，想让她们离去的慢些再慢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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