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嘉的低碳生活
作为创业型的IT精英、风险偏好者、狮子座男，这个斯坦福大学电气工程系的博士身上少了些拉里•佩奇那般的锋芒和张扬，私下的王维嘉，过着低调安稳的低碳生活。(文/ 秋离 摄影/ 欧阳苏宇 场地提供/YAN CLUB 艺术品提供/ 郝友 编辑/ 茅人杰)
王维嘉
王维嘉2
在无线互联网行业里，王维嘉是先行者：第一个提出并开创了无线互联产业，将个人移动信息服务的革命性技术和产品推向了全世界；第一个在硅谷获得巨额风险投资的中国内地人；世界上第一套无线互联网支持系统和终端产品的开发者，第一款国内手机网络游戏之父……
在低碳生活环保方面，他同样先人一步。刚刚在美国工作的时候，王维嘉就曾被一幅照片深深吸引：远处是若隐若现的雪山，近处是潺潺的溪水和一片充满生命绿色的小山坡。“那是一种说不上原因的喜欢”，于是，这幅照片就一直挂在他的电脑前，休息的时候会看上一会儿。那时候的王维嘉很忙，忙到甚至忽视了自己内心的需求，“我觉得机缘都是冥冥中注定了的，可能我的内心就是非常喜欢自然的。”在中国的环保启蒙之旅是从“绿色江河”开始的。2002 年，时任爱立信(Ericsson)首席执行官的张醒生组织一批企业家去可可西里，王维嘉和田溯宁、王中军等一批人就这样到了索南达杰保护站。“那是我第一次接触中国的环保组织。第一次被志愿者感动得流下热泪”，多年以后，王维嘉如是回忆。2004 年，当得知刘晓光召集众多企业家们一起保护阿拉善、保护沙漠，王维嘉没有丝毫的犹豫，“我不认识刘晓光，也不知道去了能干什么，但是就去了。”“中国的PM2.5 在200 ～500 之间，美国是20 ～50，而德国是2 ～5，水和土地的污染情况也都差不多，”提到中国民间的环保现状，王维嘉的语气开始变得凝重，“按照最低的来计算，我们的污染情况是美国的100 倍，美国每年投入到民间环保组织的资金是6000 亿美元，我们是6000 万人民币，这中间相差了100 万倍。”美国的民间环保组织大概有2 万家，每一家都有上千人，最大的民间环保组织超过100万人。而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只有200家，其中很多组织只有3 ～5 个人，平均每年的经费仅仅几万元人民币。“一方面是如此严重的污染，一方面又是如此可怜软弱的现状，我们感觉到自己的任务太重了。”谈到阿拉善SEE 生态协会， 王维嘉说他们是在用企业家的方式做环保。所谓企业家思考问题的方式，即有一个成功模式，就快速复制、上规模、发生影响，最后用数量化来计算结果到底做好了还是做坏了。“有些民间组织只有一两个人，他们觉得保护好一两棵树就行了，不会想到把整个北京的树都保护起来，这是我们最大的不同。”在他看来，企业家的第二个特质，是有勇气，不怕冒风险，如同创业，“可能眼前这个事情还没看清楚呢，也没做过，那就先做起来，无非就是做错，做错了改过来就完了。”
100个“暴君”开会
2008 年10 月28 日， 阿拉善SEE 生态协会第三届理事大会，这是王石作为会长的最后一天——那天的主角是冯仑、武克刚和任志强。冯仑上台发表竞选演说时，刚夸了自己1 分钟，突然话锋一转，开始为当天没有到场的马蔚华拉票。底下武克刚和任志强先后跳起来大叫：“你严重违规！怎么能用自己的时间为别人拉票……”现场秩序马上乱了。冯仑忙不迭地解释：“他委托我了，有短信，有书面委托。”吵架的是大佬，看热闹的也是大佬，足足争执了20 分钟，依然没有人能控制得住场面。在阿拉善整个团队中，王维嘉更多时候充当的是调停人的角色，于是，作为主持章程修改的章程委员会主任，他提议暂时休会，由选举委员会开个小会商量一下，先确定竞选演说的规则之后再说。大会立即暂停，由王石、任志强、王维嘉等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闭门讨论，并很快得出裁决：第一，选举委员会没有规定，一个候选人是否可以用自己的时间替另一个候选人拉票，所以冯仑没有违规；第二，从现在开始规定，不许用自己的时间替别人拉选票，因此冯仑此举成了历史的绝版；第三，当有人发现选举中有违规的情况，他必须举手，等待主持人点名发言。一场“危机”就这样被消解掉了，而SEE 的规则又得到了一次完善和推动。在王维嘉的印象里，阿拉善SEE 生态协会成立以来，变化最大的就是企业家们。大家一开始都牛哄哄的，在各自的公司都是小皇帝，哪里还搞什么民主，谁还需要妥协，无论是谁，说句什么话，那就是句号了。结果在SEE，所有人都必须妥协——一起学习民主。“都是大佬，100 个‘暴君’在一起开会，怎么工作？只能靠章程。也因为都是企业家，所以大家懂得反思，能够不执着，不自我，能很快接受制度性、契约性的东西。”作为第一届章程委员会主席，如果说王维嘉的贡献之一，是推动了SEE走向一条内部结构治理明晰之路，估计“暴君们”都不会反对。现在，大佬们吵架变得有点儿意思了，每个人都会拿着章程，“你这个不对啊，你违反了条款中的哪一条哪一条。”“现在，就算一万个大佬在一起开会也没有问题了”，王维嘉笑着说。
每年种一千棵树
节约用水、垃圾分类、吃饭打包、出行首选地铁已经成了王维嘉生活中的一种惯性。十年前的一天，他猛然意识到自己的衣橱里已经有上百件衬衫的时候，便决定未来十年不再买衣服。“我们这些商务人士，可能占用的社会资源会多一些，但是却可以做到比普通人的碳排放少，”王维嘉说，“去年的整个夏天，我在家里几乎没有开过空调，”可能在我们的眼神中看到了某种怀疑的味道，他笑着解释道，“有时候实在热得受不了了，最多也就是把空调开个十来分钟，让房间的温度降下来。”对于环境，他有种异乎寻常的危机感，“我们不能等到真的有一天，环境被破坏得反噬人类的时候再醒悟，这些平常事情虽然小，但我相信每个人都这么做的话，世界才能变得越来越好。”因为工作的原因，往返于中美之间的飞机是王维嘉避无可避的“一道碳难题”。飞机的碳排放量大，又不能不坐，这是他现在唯一感觉到负疚的。刚好有一个环保组织在四川管理着上千亩的土地，当王维嘉了解到，如果他每年出资，让当地的农民种1000棵树的话，就能中和掉自己飞行的碳排放时，他显得有些兴奋，“这样一来，我的碳排放量平均值就下来了。”
最爱台湾
旅行和登山，都是王维嘉的最爱。更多时候，他就像一个标准的背包客，带齐所有的登山装备，坐着大巴，落脚在乡间小店。“我特别喜欢和当地人聊天，喜欢所有原生态的东西，”言毕很感慨，“对于我来说这种机会还是太少了，如果有时间，我希望自己能够不做任何计划，走到哪里，停留多久都能随心所欲地满世界瞎转。”最喜欢的地方是中国台湾。在台湾，老百姓的那种淳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每每都会让他特别感动。一次，他途经阿里山，坐大巴到山腰以后，要换一辆破旧的中巴上山。路边一个台湾老太太问他要不要订一个旅馆，200 块台币，到了山上直接找过去就可以。结果到了山上以后，按照老太太指给的地方一找，果然已经订好了。从阿里山下来，王维嘉打算去中台禅寺，旁边的几个出租车司机一直劝他打车。被“缠”得实在不行，最后只好用“1000 多台币太贵了，我打不起”让司机们死了心。后来看地图看到有点儿“晕”的他，去问司机怎么坐车，没想到司机非常爽快而又耐心地指给他换乘的准确路线，“只要错一站，就意味着几十公里的山路，”信任，让王维嘉再次找到了放松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