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专栏 风尚标 蒂姆·冈恩
T恤占领文化的速度是多么快啊。环视四周，你会发现，几乎所有人，不论什么年龄、体型，都穿着T恤，尤以棉和聚酯纤维混合材质的T恤为代表。有些T恤很紧，有些则很松，有些T恤是水手领，有些则是圆领或V领。有些是纯色的，有些则是条纹衫。有些上面有图像或是文字，有些T恤非常时尚，有些即使穿着干农活都显得邋遢。
虽然现在T恤(因其形状似字母T而得名)风靡世界，但很难想象在并不久远的20世纪40年代，还没有人敢在公共场合穿着它。从前T恤一直都是内衣(之后我们也会讨论一些例子，在这些例子中我认为T恤仍然应该是内衣)。
几百年来，各种各样的T形上衣被拿来当作内衣，用来隔离盔甲或丝绸套装等外衣，它们不是那种你会拿来穿在外面的衣服，早期的T恤是拿来保暖和吸汗的。直到20世纪，严格意义上来说，T恤依然只是一道屏障，人们将它穿在想展示给人的更有价值的衣服和身体之间。
在19世纪晚期，一位叫古斯塔夫·耶格尔(Gustav Jaeger)的德国著名卫生学者鼓励男人穿上由羊毛制成的贴身内衣，这是他所谓的“羊毛卫生系统”的一部分，他声称，该系统“可以在几乎不妨碍身体皮肤呼吸的同时，让身体最大限度地抵御严寒、压力及湿气”。
然而，羊毛内衣并没有流行多久，这得归因于美国棉产业的繁荣。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发明的轧棉机增加了棉布的产量——同时也增长了奴隶的数量。到19世纪50年代，棉花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出口产品，其价值比美国其他农作物加起来的总值还要多。
用棉制成的贴身内衣穿起来更舒服，当中央暖气系统推广开来时，羊毛内衣逐渐消失。一些公司，比如鲜果布衣(Fruit of the Loom，1851年成立)、恒适(Hanes，1901年成立)，开始售卖更轻便的贴身内衣。
今天我们非常熟悉的弹性棉T恤可比最初的T恤有弹性得多，那时它们毫无形状可言，非常宽松。时尚史专家邓妮塔·休厄尔(Dennita Sewell)在其关于服装的文章中写道：“自中世纪T恤出现以来，直到19世纪中叶，它们的形状都没怎么改变过。它们很宽松，是机织织物，由T形的矩形布料拼接而成。”
1942年7月13日的《生活》杂志封面，它展示了一件早期 的图案T恤。大多数T恤是短袖，但有一种无袖款也非常流行，20世纪60年代后，人们称之为“槽衫”。它让人想起“泳槽衣”，这种泳衣的得名源于19世纪20年代人们将游泳池称作游泳槽。当然，它还有一个不那么好听的名字——《华盛顿邮报》的埃莉萨·莱博维茨(Elissa Lei-bowitz)指出，大概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殴妻者”这一称呼开始出现，并因为电视剧《美国警察》而变得家喻户晓。“当警察因接到家庭暴力举报而敲打他的拖车门时，他正大腹便便，浑身番茄酱污渍，躺在沙发里，喝着啤酒。他极有可能正穿着有罗纹的白色‘槽衫’。一个穿着‘殴妻者’的殴妻者。”大约在1993年或是1994年的时候，这个称呼成为了青少年口中的俚语。既然现在你知道了这个词语不光彩的来历，我建议你以后将这个词从你的词典里移除。不仅仅因为它戏谑了家庭暴力，更因为它是从《美国警察》这部剧流行起来的...还需要更多理由吗？
工业革命时期圆形针织机的发明让大量生产贴身内衣变得轻而易举。同样得益于这项发明，贴身内衣也变得更加贴身，但它们还不像现在的T恤那样柔软透气。最终，美国内衣史上最大的进步来临，和其他许多服饰一样，由法国传来。在“一战”期间，美国士兵发现，法国士兵穿着更轻便、更透气的内衣(真让人惊喜啊)，当他们从战场回到美国时，也带回了这些新的、改良过的内衣。
批量生产的白色T恤作为男士的内衣迅速流行起来。美国海军在1913年将白色棉T恤用作他们的官方内衣。(美国陆军在1942年也开始这样穿着，但在1944年又将白色换成了卡其色。这可以为他们在南太平洋作战时提供保护色。这种颜色名字—卡其，来源于波斯语卡克，是污垢和泥土的意思。)
接着有个男人扬言着要摧毁整个T恤产业，他就是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
在1934年的电影《一夜风流》中，克拉克扮演了一名新闻记者，与克劳德特·科尔伯特(Claudette Colbert)扮演的逃亡的女继承人一起旅行。有一个场景是他们在一家汽车旅店休息，当准备睡觉时，克拉克脱掉了衬衫，而他里面并没穿内衣。
克拉克·盖博是当时最红的明星，是性感的代名词。显然，他不需要穿着内衣。在他脱衣服时，他甚至向克劳德特·科尔伯特讲述他脱衣服的方法：“我有一套自己的方法。如果你注意到的话，我会先脱外套，然后是领带，接着是衬衫。现在……按照规则，这之后……我该脱裤子了。这就是我的特别之处，接下来我才会脱去鞋子。先是右边的，再是左边的。这之后，就……各管各事了。”
克拉克·盖博在1934年的电影《一夜风流》(It Happened One Night)中展示了自己没穿内衣 的身体，这一举动差点摧毁了T恤产业通过展示衬衫下裸露的身躯，他暗示着自己是多么酷，多么有男子气，多么不羁，以至于都不穿内衣。在那一刻，美国男人响应了他的号召，突然之间，T恤就成了有中央暖气之前的产物，是古板保守、过分关注健康的代名词，并成了过去。同时，这也显得很适宜，因为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没有人会抱怨少买一件衣服。
如果不是“二战”，也许20世纪30年代无拘束的男人们会终结T恤的历史。然而，数以百万的美国男人参加了“二战”，并且穿着T恤赢得了这场战争。这让T恤成了男子汉的象征。回国后的士兵在日常生活中依然穿着标准的T恤，平民们也跟着模仿西尔斯罗巴克公司(Sears，Roebuck and Co。)40年代的一个商品目录里曾写道：即使不是军人，你也可以拥有自己的T恤。
如果说退伍军人赋予了T恤英雄的特质，那么两部20世纪50年代的电影则让它们充满了性和危险的暗示。在1953年的电影《飞车党》(The Wild One)中，马龙·白兰度扮演了一个飞车党的头领——“终极坏男孩”约翰尼·斯塔贝雷(Johnny Strabler)。当被问到他在反抗些什么时，他回答道：“你有什么？”马龙·白兰度的T恤非常紧身，有报道称，它是在他身上缝起来的。他也在《欲望号街车》中穿了一件极紧的T恤。
长久以来，T恤都是劳动阶层的代表服装。那些做着体力劳动建设这个国家的劳动者，经常在劳作中脱去外衣，露出他们实用的白色内衣。许多历史照片都记录了这些穿着T恤的劳动者，它们的拍摄时间横跨几十年，拍摄对象包括佃农、炼钢工人、码头工人。
在20世纪50年代，郊区的年轻人穿着T恤来表明他们对劳动人民以及士兵(而不是那些充斥于学校和教堂的西装革履的人)的拥护。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在1955年的电影《无因的反抗》(Rebel Without aCause)中，延续了T恤是坏男孩的标志这一主题。牛仔裤和白色T恤的穿着传递出一种青少年的不满讯息。T恤成了叛逆青年文化的特定标志，如果再在卷起的袖子里放包烟的话，这种意味就更强烈了。和小痞子及飞车党一样，以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为代表的“垮掉的一代”穿着T恤来展示他们对特定社会的藐视。汤米·希尔费格(Tommy Hilfiger)在他的书《全美国》(All-American)中回忆道，即使在不久之前的1969年，穿着T恤去学校都会被要求回家。“他们看了我一眼，然后说道：‘你穿的是一件内衣，回家去。’”
那么，文化衫又是怎么回事呢？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便有T恤印上了标语。一位时尚史专家指出：“自50年代儿童服装上印上戴维·克洛科特(Davy Crockett)和罗伊·罗杰斯(Roy Rogers)的形象开始，现代的营销业就开始成形。”米老鼠则是早期图案T恤上另一个受欢迎的形象。
第一件竞选T恤出现在1948年，是为共和党人托马斯·杜威(Thomas Dewey)设计的，上面写道：支持杜威。(然而，最后这件T恤并没起什么作用，他被民主党的哈里·杜鲁门击败。)另一位政治家，当时的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则被拍到在自己家里穿着T恤。这位年轻英俊的政治家和他时尚的妻子做的任何事都能引起时尚风潮，因此不可避免地，T恤成了这个国家最受欢迎的休闲服饰。
第一件乐队衫是1956年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的促销衫。上面印着猫王在一张巨型绿色唱片前演奏吉他的场景。1959年，当更强力、更柔性的热固油墨发明出来以后，筛网印花技术在美国得以大范围推广应用。印花T恤被用来展示对名人、政客以及品牌的拥护。乐队衫真正流行起来是在20世纪60年代，披头士在1964年的巡回演唱会上售卖他们的T恤。顽童合唱团则在1967年的巡回演唱会上开始售卖T恤。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乐队衫要属滚石乐队在1971年推出的著名的“舌头T恤”。这一商标的设计师约翰·帕舍(John Pasche)回忆道：这条舌头的设计理念是为了表现乐队反权力主义的态度，并融合了滚石乐队主音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的标志性嘴唇，还有显而易见的性暗示。
20世纪60年代，文化衫和扎染织物也形成了一股风潮，无论男女都会穿。1976年，米尔顿·格拉泽(Milton Glaser)设计的“我爱纽约”T恤，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而“笑脸”T恤则诞生于1963年的一次公司内部营销活动，当时伍斯特互助保险公司(Worcester Mutual Insurance Company)为鼓励员工更好地服务客户而举办了这次活动。70年代时，这件T恤在全美国大规模流行起来。
《开放的美国学府》(Fast Times at Ridgemont High)的剧 照中展示的这件滚石乐队的舌头T恤，是有史以来最受欢 迎的乐队衫之一。T恤常常象征着原始的性吸引力以及女性的解放。这种中性的服装体现出平等(湿身T恤大赛除外)。20世纪70年代的一则T恤广告写道：这种衣服解放了美国人的上半身。
80年代时，嘻哈文化的兴起让运动服进入了日常穿着中。突然之间，到处都可以看见有着运动品牌商标的T恤。电视剧《迈阿密风云》(Miami Vice)让T恤与领带的搭配变得流行起来，也让亮色系(比如粉色)成为男装新的选择。同时，布鲁斯·斯普林斯廷(Bruce Springsteen)推广了将T恤作为便服的理念。他于1984年发行的专辑 《生于美国》(Born in the USA)的封面极其有名，展现了他穿着白色T恤和牛仔裤的背影，其裤子后兜里还有一条红色大手帕。
在90年代早期，美国的青少年，尤其是黑人青少年，开始穿着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T恤，上面还印有奥西·戴维斯(Ossie Davis)的悼词中的句子：“我们自己的闪亮的黑人王子。”伊马尼·佩里(Imani Perry)指出：“当时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嘻哈粉丝对马尔科姆·艾克斯的推崇，看起来像是故意与完美的、主流的、举世瞩目的马丁·路德·金的形象对立。”
我的一个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朋友回忆起自己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被学校遣送回家的事，而其原因则是因为他穿了一件这样的T恤。学校禁止穿着马尔科姆·艾克斯T恤，学生们抗议，说这是种族歧视。作为回应，学校禁止学生穿所有带字的T恤。
90年代的垃圾摇滚潮以外面穿着法兰绒衬衫，里面穿破烂T恤的形象为代表。在这个例子中，T恤衍生出了民主化工具的功能。乔治·阿玛尼在为艾丽斯·哈里斯(Alice Harris)的书《白T恤》(The White T)所写的序言中说道：“我喜欢T恤作为反社会地位标志的功能，白色棉布模糊了阶级分别，在其包裹下，有钱的和没钱的都被放置到了同样的水平上。”
T恤也渐渐地成了反映政治问题的手段，似乎它们是移动的布告板。著名的“沉默=死亡”T恤便来自于一场始于1987年的由纽约的艾滋病活动家发起的运动。
阿尔贝托·科尔达(Alberto Korda)1960年拍摄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标志性形象，是T恤最受欢迎的主题之一。正如《纽约时报》书评人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对麦克·凯西(Michael Casey)的书《切死后的生活》(Che’s Af terlife)的点评中说的那样：“这位游击队员已经成了如同耐克的商标和麦当劳的金色拱形标志一样具有识别度的符号。”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早在1967年，就将其形象用作古巴的标志。
切的形象甚至出现在了1968年的巴黎学生抗议中。从这里开始，他成了反战激进分子和黑人权利运动的海报素材。现在的大学生即使对他的事迹知之
甚少，也会穿切·格瓦拉T恤。角谷美智子写道：“对于很多人而言，切成了受压迫者、理想主义者、偶像破坏者的普遍代表，意味着愿意为理想而死。”切甚至出现在了马修·迪孚(Matthew Diffee)为《纽约客》(New Yorker)创作的著名卡通作品中，还穿上了一件有巴特·辛普森(Bart Simpson)形象的T恤。
现在的设计师经常将T恤融入他们的设计中去。2011年的杜嘉班纳(Dolce & Gabbana)时装秀上，设计师用T恤致敬了时尚文化史，上面印有诸如詹姆斯·迪恩和马龙·白兰度的形象(同样，还有李察·基尔、拳王阿里、史蒂夫·麦奎因)。
当然，现在大多数美国人的T恤并不是在高端设计师的展厅里买的，而是在连锁商店、礼品店、体育场馆，或是音乐会现场这些地方买的。布鲁诺·科林(Bruno Collin)在《T恤之书》(T-shirt Book)的序言中写道：“T恤承载着某些情感。其中暗藏着回忆，比如前往伊维萨岛的一次炙热旅程，或是一段大学里的时光。”人们往往会穿着一件心爱的T恤入睡，它就像是成人的安全毯。
在2000年的MTV音乐录影带大奖上，痞子阿姆与一群和他相似的人一起上台表演。T恤富有弹性，这既是它的优点又是它的缺点。人们一般不会将过多心思花在选择他们真正适合的T恤尺寸上。T恤是如此随意的衣服，因此任何尺寸的T恤看上去都还不错。T恤已经成了我们的国民服装，而往往只有到了世界其他地方，我们才会发现自己穿得有多寒酸。
T恤最开始是没有人想穿在外面的内衣，如今却成了所有人衣柜中的日常单品。我个人对T恤的这一变化非常感兴趣。你能看到人们穿着T恤出门去吃晚饭，去上班，甚至去剧院。T恤无处不在，这是美国休闲服的胜利，同时在我看来，也是其极大的悲哀。
我也不会太极端，说T恤永远都无法时尚起来，或是在公共场合显得得体。但T恤肯定不是适合任何场合、任何环境的。除非与其他服饰搭配起来，否则从严格意义上来说，T恤还是便装，对我而言，争议中的T恤是贵还是便宜并没有什么区别。
本文节选自蒂姆·冈恩的《时尚衣橱》第二章
编辑|士谦 袁琳 实习生|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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