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蚤子。”这是张爱玲的散文《天才梦》的结束语，也是大家最熟知的一句话。当时的张爱玲才18岁的样子。你不得不佩服一个少女何以对生命有如此透彻的理解，能写出这样苍凉而绝美的句子来。唯一的解释你们都知道了——她是一个脾气古怪，却才华欲滴的天才文学少女。
天才文学少女张爱玲于1920年9月出生于上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的家庭背景是带“贵族”气息的。祖父张佩纶为清末大臣，并娶了李鸿章的女儿，张爱玲是李鸿章的曾外孙女。然而，出生于这种家庭环境中，对张爱玲难说是幸或不幸。
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是一个旧派绅士，有诸多恶习。其母黄逸梵却是一个深受“五四运动”影响的先进女性，这就注定了张爱玲家庭中的矛盾及给她幼年带来的冲击。或许是天分，也或许是在母亲的潜移默化下，张爱玲很小便显示了她的文学天才，7岁时曾尝试写一篇关于家庭伦理悲剧的小说。
母亲黄逸梵在张爱玲4岁时，因忍受不了张爱玲父亲张廷重的陋习，远赴英国留学，致使童年的张爱玲极度地缺乏母爱。这导致她从小与其他孩子迥然不同的性格和早熟的心灵。
张爱玲这样在散文《私语》中写道“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的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这段话冷酷却很准确地描摹出她幼时心灵的奇特。1928年，张廷重因吸食鸦片和注射吗啡，濒于死亡边缘。母亲黄逸梵从国外回来，扮演了拯救这个家庭的角色。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张爱玲接触了许多西方的东西，在她心灵中，古老的记忆遭遇了现代文明的歧途，她感受到的是一种不可磨灭的快乐的吸引。她与母亲的关系却更类似于导师和学生。无论怎样，那段时间的张爱玲是快乐的，而快乐却又随着父亲好转后与母亲关系的决裂远去。1930年，张爱玲升入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同时，母亲与父亲正式离婚。于是，她在《私语》一文中继续写道：“他们的离婚，虽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一个早熟的理性的孩子，张爱玲这种不同寻常的心理多半也是因为她早已习惯了父母不在一起的生活。
中学时代的张爱玲性格孤僻，所以她对学业毫无快乐可言。就像《童言无忌》中说的：“一大半是因为自惭形秽，中学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在这期间，她在校刊《凤藻》上发表了最初的《不幸的她》
《迟暮》等作品。
1932年，父亲张廷重再度结婚，张爱玲在校住读，她的弟弟张子静在家中却受到后母的刻薄。为此，张爱玲曾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这种心态想来也不是一个12岁少女应有的。但张爱玲天才般的文学才华，却也在这样的文字里显山露水地散发出独有的光芒。
“八一三”事变后，张爱玲在黄逸梵的安排下欲报考伦敦大学。可是因为考试，她引起了后母的愤恨，在后母的挑衅和离间下，张爱玲遭父亲毒打及监禁，在这期间，她患了严重的痢疾。这是张爱玲第一次面临绝望。常常觉得《半生缘》里的曼桢更像张爱玲自己，年少时的张爱玲囚在空房时的所思所想，所见所哀——“她扶着窗台爬起来，窗棂上的破玻璃成为锯齿形，像尖刀似的。窗外是花园，冬天的草皮地光秃秃的，特别显得辽阔。四面围着高墙，她从来没注意到那围墙有这样高。花园里有一棵紫荆花，枯藤似的枝干在寒风中摇摆着。她忽然想起小时候听见人家说，紫荆花底下有鬼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但是，也许就因为有这样一句话，总觉得紫荆花看上去有一种阴森之感。她要是死在这里，这紫荆花下一定有她的鬼魂吧？反正不能糊里糊涂地死在这里，死也不服这口气。房间里只要有一盒火柴，她真会放火，乘乱里也许可以逃出去。”
这是灵感的虚构，那么这样的灵感也还是张爱玲亲身经历的一次刻骨铭心的疼痛吧？她渴望逃离牢笼般暗无天日的生活，于是她是曼桢，她是她笔下若干渴望温暖，却依然孤单的令人心酸的女子。每次读她的文字我都会心痛着，读到她的小说《金锁记》
《连环套》 《沉香屑——第一炉香》，常常让人感叹这样一个聪明的女子，不应该受到这样的亏欠和辜负。这使得我得以贴近她思想的轨迹和文字的脉络，明白她的小说何以如此悲情，更明白为什么她最喜欢的词是“遗憾”和“荒凉”……
1938年，18岁的张爱玲终于逃出了父亲家中，与自己久违的母亲同住了。不久，她考上了伦敦大学，但因欧战爆发不得不改入香港大学就读。
就是在香港大学里，张爱玲还结识了她一生中的挚友炎樱。张爱玲在自己的散文里常常提起这位同样才华横溢的女子，她写道：“我的朋友炎樱说：‘每一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这是我最初听过关于蝴蝶最浪漫的短句。
张爱玲是个勤奋的天才，在大学生活主要就是阅读和学习，然而，1941年12月8日的太平洋战争爆发，打破了张爱玲平静的生活。在香港沦陷的日子里，张爱玲担当了大学临时医院的看护。她是一个冷心肠的看护，因为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悲哀、虚妄。尽管她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心却一直在因恐惧而颤抖着。也许正是那段使人恐惧的日子，影响了张爱玲后来的绝大部分创作风格。
张爱玲笔下的女子没有一个多愁善感，都有着看透浮世的精明和寂寞，积极地谋爱谋生存，哪怕《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
于是，我不免想象着张爱玲这样的奇女子，应该理性地处理自己的爱情和婚姻，但她的爱情却只是一生叹息罢了。在她的一生中，与中国近代作家胡兰成的短短几年的感情，却是张爱玲一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时是怦然心动的，胡兰成看上去是谦谦君子，出口成章，舞文弄墨更不在话下，张爱玲视他为知音，写信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恋爱中的张爱玲比她笔下的所有女子都缠绵，曾说下如此情话：你这个人呀，我恨不得把你包包起，像个香袋儿，密密的针线缝缝好，放在衣箱藏藏好。
于是，她就像她自己笔下写的那样，于千万人之中遇见惟一的人的欢悦，那还顾得了那么多尘世规矩，就是找到到了于千万人之中相悦唯一，就想肝脑涂地对他好，宠着她，惯着他。
最经典的当然是在张爱玲送胡兰成的照片背后，题的“当她见到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心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1944年，张爱玲与胡兰成私定终身，结为夫妇。婚后的一段时间，生活浪漫而平实，是张爱玲一生中最美和走得最匆忙的时光。
但好景不长，胡兰成本性是那样“此时语笑得人意，此时歌舞动人情”的男人，其实他无论是在认识张爱玲之前、之中和之后，从未断过女人。次年，胡兰成成为政府通缉要犯，离开上海，先在武汉和护士小周交往，在温州又与范某女子同居。张爱玲去温州看望胡兰成，要求他在两人之间作出选择，胡兰成不肯，张爱玲说：“你是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至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张爱玲何尝不了解这个男人，他就是那样一个人。他不因张爱玲是个旷世才女就格外珍惜她，爱她。他始终只把她当做一个女人来看。他甚至对他的风流韵事毫不隐瞒，他是无耻的，却无耻的光明磊落，让张爱玲只有选择要么忍受他的风流，要么也只有离开。
拉锯大半年后，胡兰成去上海看张爱玲，提起小周和范某，张爱玲态度冷淡。第二天清晨，胡兰成低姿态去张爱玲的床前，俯身吻她，张爱玲不忍心拒绝，忙伸出双手紧抱着他，哽咽一句：“兰成！”就潸然落泪不已。
约过了半年后，张爱玲给胡兰成写信说：“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我想这个时候的张爱玲已经是决心要对自己狠一回了。
后来胡兰成写信给张爱玲好友炎樱，流露过挽留之意。张爱玲毕竟是骄傲的人，没有回信。想起她在《半生缘》里的句子：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回不去了……
从此张爱玲和胡兰成两人再没有往来。但是爱与咳嗽总是无法隐藏，她的紧张与多情都在下定决心与他分手时埋葬。不是不爱了，是输不起。于是，从此无论多爱便也只是一个人的事情罢了。世间的爱，都有过暴风骤雨。忽而落下，然后也只能安慰自己平静走过罢了。
但每每因为这个原因，当看到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显摆张爱玲对他的好，我总想骂一句，呸！这该死的男人和爱情！
看，无论多聪明的女人一如张爱玲，也逃不过爱情的死穴。她曾经多想和他讨得一杯君子之交，来日方长也不嫌寡淡，只是他没有愿意与她同当这份不进不退的情分。那便只有一别两生欢了。
老音乐缓缓地流淌，昏黄疏离的灯光，这正是读张爱玲的好时候。如果有寡淡的上玄月最好，依稀之间，仿佛看到张爱玲又穿着抢眼的红袄绿裤，还有那双桃红的绣花鞋，高昂着下颌，双手叉腰，冷漠而平静地看着我被曹七巧、白流苏、葛薇龙这些人物，带进那个年代，那些飘着沉香屑的故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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