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关于苏轼《功甫帖》的真伪之论，似乎已经超过作品本身。有趣的是，在以博物馆系统文博专家代表的阵营和长期浸淫市场的专家阵营所持有的观点，有着明显的对立情绪。事实上，这事不单只在中国发生。
在科学鉴定的鼻祖莫雷利出现之前，长达四个世纪里，西方鉴赏家像乔治·瓦萨里、罗杰·德皮勒、乔纳森·理查德森等大多依靠直观感觉或是文献认证两种方法来对艺术作品进行鉴定。19世纪50年代，莫雷利创立科学鉴定法，非常巧妙地把比较解剖学和心理学等专业知识用于绘画鉴定和形式分析，并对先前许多得到普遍认可的鉴定结果提出了质疑。他曾对罗马、慕尼黑、德累斯顿和柏林博物馆中的数百幅古代大师的作品重新进行了鉴定，研究成果惊人，但是也遭到了同行的嫉恨。
学医出身的莫雷利的鉴定方法在当时备受争议。对他的批评来自柏林博物馆馆长博德以及德国鉴定家弗里德伦德尔等。他们或者否认莫雷利的鉴定方法的创新性，或者质疑其分析方法的科学性，认为更多是依靠个人对艺术品的直觉而作出鉴定方面的判断。但是这些争议却并没有扼杀科学鉴定方法在实践中的应用。
20世纪前叶，美国人贝伦森在莫雷利方法的基础上，将视觉形式理论与现代心理学结合，对出自不同时代和艺术家的作品进行视觉形式分析和对比，透过对局部细节的研究，揭示创作者的真实性格和心理特征。在实际鉴定中，他抛弃了过去专注于作品的结构、比例、姿态、色彩、表情和构图等更有普遍意义的特征，转而关注像手指、脚指、鼻孔、耳垂等微不足道的部位的画法上，以解剖学的方式逐一分析，从而得出艺术家的独特心理特征。贝伦森开启了艺术品鉴定学与其他领域，跨学科的合作的大门，他本人亦得到了当时重要博物馆及收藏家的追捧和尊崇。
然而成名后的贝伦森却因与画商杜维恩互相勾结，利用其广泛的知名度牟取利益而声名扫地。1920 年，杜维恩在没有看过收藏家哈恩夫人一幅疑似达·芬奇名作的情况下，就公然声称为伪品。于是哈恩夫人将其告上法庭。1923 年，哈恩夫人的藏品被带到法国巴黎，与卢浮宫所藏的达·芬奇画作进行比对。杜维恩召集了贝伦森等重量级的鉴定专家为自己出具证据，声称哈恩的画是仿作。
开庭日，作为第一证人的伯纳德·贝伦森已经记不清那幅画究竟画在什么材料上了，这显然大大降低了他的鉴定报告的可信度。贝伦森后来不得不承认受雇于杜维恩，并且一直接受他在经济上的报酬。同时，陪审团还发现，提供报告的其他专家，如罗杰·弗莱，查尔斯·霍姆斯等人与伯纳德·贝伦森一样，也与杜维恩素有经济来往。此案最终庭外和解，然而，由于这一场官司，杜维恩与贝伦森等专家之间私底下进行合作的秘密从此广为外界所知，这也极大损害了权威鉴定家的声誉。
联想到发生在当下中国的《功甫帖》事件，真伪问题的学术争论时有发生，这是最正常不过的，毕竟艺术品鉴定是建立在经验为前提的基础上。然而如果无法杜绝鉴定专家在参与市场运作中的利益诱惑，艺术品鉴定公正性的前提便失去了意义，又何谈合理性，利益驱使才是鉴定学发展的最大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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