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看着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一边像是有一声音在我耳畔悄然响起，我一寻思，竟是我彷徨的感性在惶然叩问高高在上的理性(我的绝对意志)：今儿可是周末了，人都放假了，当然“您”在赐予我内在与外在自由意志的同时，亦规定了我是没有确切假日(如周末)之说的——如若有，我则在无形之中又被纳入了社会统一行为之规范中(如上下班)，自由则自动宣告解除——但咱今儿能否不再看康德了，放纵一下自己，听听马勒？
我的绝对意志回答：然。
昨日的夜晚是清凉的，因为在雨后。天穹上悬挂的上弦月竟也那么的透亮明媚。我忽然觉得有一突至的心境想聆听一下马勒的音乐，仿若在那马勒旋律中，有某种气质与这个难得的清澈的夜晚，存有一份无言中的默契。
我拆开殷巴尔版的马勒全集，先听了CD1——“马勒第一交响乐”。好极了。那乐队，在殷巴尔之棒下发出的管弦之声一上来就与我有耳缘，这只是一种美妙的感觉。感觉一旦对上了暗号(其实是潜藏着的人的情感密码)，一切都舒坦了，剩下的只是沉浸与领悟。
为什么我从没觉得刚谢世不久的阿巴多版的马勒有多好？虽然我喜欢这个人，但他棒下的马勒之音乐多显清浅浪漫却少了点什么。马勒之声当是厚重而苍凉的。
殷巴尔版的马勒据说在音乐发烧一族中特著名，而我之前却一无所知。只到一天有一乐侠诚恳告我，你如不买，白说了自己喜欢马勒。这一“罪名”担不起(我确是一马迷)，岂敢有“罪”说？所以没二话当即拿下这套马一。
殷巴尔在指挥风格上有一种沉静的优雅(形象地说，所谓知识分子范儿)，让我听着舒服熨帖，最怪的是，马勒果然与今夜清凉之月光予以我的感受高度吻合。
我暗暗称奇了。哦，晶莹剔透，如梦如诗的月光。
以上是昨晚的记录，而今日，我还是被马勒诱惑地一改往昔之习惯(我极少专门听古典乐，通常是一边耳听古典乐，一边读书——上午除写作外，一般是我读哲学的时间。我格外珍惜美妙的读书时光)。这时听起了马勒。
我怕昨晚的一番微博上的议论冤枉了德高望重的阿巴多大师——这位在古典音乐界罕见的慈祥的好人，况其指挥柏林爱乐的马勒交响乐全集久负盛名，我仅凭记忆中储存的印象予以评说似嫌不公。所以我先重聆了阿马多的马勒交响乐之一。
我发现阿巴多版的马一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糟糕，我勉强听下去，还是最终无法忍受阿巴多之棒下的马一之平庸与浅薄，在未进入至第四乐章时即断然中止了。以我个人的名义基本可以确证，阿巴多棒下的马一，终究与凯格尔、殷巴尔的马一相较，差出了N条街了，只是一味地抒一味地抒情(而且很有点意大利范儿的，由此可见他如演绎歌剧定然一流)，当然我承认，似乎如此之“乐”更适合商业市场，市场上的听众，大多是附庸风雅的。
接下来，我又拆开了贝尔蒂尼的马勒版包装(这一版是与殷巴尔版同时买下的)。有不少音乐大侠(且属马迷者)告我，贝尔蒂尼版的马勒是极品中之神品，不可不听。
我还是先听了马一(音乐发烧友之一大癖好，就是在同一乐曲的不同版本中做出一个优劣的比较)。听了一会，觉得它一时间还没法跟凯格尔(这人一会儿再说)与殷巴尓的马勒拼出一高下，但阿巴多的马勒肯定是不在了。
每个人聆乐之经验感受均会不同，结论自然各异。比如就有乐侠言之凿凿地曰，不喜殷巴尔之马勒第一交响乐，觉其太散，而我恰以为其节奏控制得恰到好处，故而由精神所召唤的思想能从中喷薄而出，令人激动，此类评价亦适合于我听过的凯格尔版的马一，且他棒下的马一哲学味更显浓烈，至于贝尔蒂尼的马一，恕我直言，初听时并无惊人之处(那为什么许多马迷窃以为其妙？我当时思忖着)，尤其一乐章没见一丁点好，但确有一乐侠告我这一版的马一第一乐章值得大赞——我真没听出来。
直至“马一”行进到了的第四乐章时，我才逐渐明白贝尔蒂尼究竟想借着马勒之乐表达些什么了：一种深然于心的忧伤(却不是马勒式的悲怆——这是别的指挥家特别要强调出来的)，他从第一乐章起，经至第三乐章，都在不紧不慢地做下如此地延展与铺垫，当情绪渐次酝酿到了第四乐章，有了一个显见的明朗与提升(原来在这等着我呢！我当时感慨地想)，这种演绎法确属剑走偏锋，出人意表——将“马一”之旋律有意地放缓减弱，一直悄然地渗着，直到第四乐章才让一种特定的忧骤然降至，聆者在这样一个时刻突然安静了，进入了沉思。
这几天，我连续听了几个不同版本的马勒第一交响乐，加上以往听过储存于记忆中的(包括马勒本人亲炙的瓦尔特单声道版，以及著名的波恩斯坦版等)，以我之见(注意，是＂以我＂，而我仅为一不懂音乐之屌丝，OK？)首屈一指堪称绝品的乃凯格尓棒下的马一。其绝，绝在从未见有人如他，从马一的旋律中刻意发掘蕴含其中的哲学意味：世界的虚无与沉沦，人性的孤独与救赎。
但我感到困惑的是，还是这个凯格尔，一个旧东德声名显赫的大指挥家，随着柏林墙的倒塌，旧制度的分崩离析，他的艺术生命似乎也终结在了那一时刻——为什么？这于我似乎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是他在那之后的某一天饮弹自杀了，原因众说纭纷，有说是为了共产主义信念，有人说是因了忧郁症，亦有人说是自东德崩溃后，他无事可做了，而我更愿意相信他并非出自对某个具备的信念崩溃(如共产主义)，而是对世界这个本体性的存在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如果我们从他的音乐偏爱所看，他棒下有许多激进的现代派之作品，这类作品都充斥着对古典之美的反叛，实际上也是对旧的腐朽的美学观念的拆解，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个人，这个被我们译作凯格尔的人，不太可能为一个成为历史的罪恶制度陪葬，更何况，我聆听他指挥的音乐，突出的感受是，他的哲学意识强大到了在音乐界，几近无人可与之相比较，所以在我看来，他一定是一个存在论者(一个形而上的对人生、世界的探索者)，而非一个本体论者(仅仅因了自身的处境，而了结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死亡方式亦变得意味深长。
马勒音乐的演绎之难，远超贝多芬，贝多芬乐句中所洋溢的乐观主义精神时至今日已不再特别；而马勒则属例外，他的音乐特征不仅是色彩的繁复旋律的戏剧性，而更在于乐句之下隐含的深刻思想与精神，在此，他与海德格尔的哲学不谋而合，即：(人类)向死的存在性，所以能演绎好马勒的指挥与乐队必是高人。
201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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