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资深乐侠，向我陈述了，他以为的，几大古典作曲家彼此间的历史渊源之后，突然向我发问：那你以为肖斯塔科维奇究竟算哪一路的？
显然，在他梳理的古典音乐史的传承中，这位肖斯塔科维奇，跻身其间的位置显得多少有点可疑。
我再一次强调我对音乐知识的业余性，故而，以我之论，乃是出自作为一名热爱音乐的聆听者的感悟，而感悟之源，又是源自深藏在我体内的人文思想与精神。
在此，我想强调一点，任何一种艺术的内在魅力与意蕴，绝非仅出自艺术性本身，亦即它的表现形态与形式，而是出自它之所以如其所是，是因了它与人类的所缔结的情感的、精神的乃至人文思想与意识的关系，这才是艺术的根本，如若我们忘记了这一根本，无论你标榜自己有多么的专业，你都在无意之中背叛或远离你所热爱并忠诚的艺术。
巴赫音乐在我看来人神同一。在这里，人，这一本该被大写的因素，其实又是屈尊于上帝之脚下的，他被上帝刺目的光芒所笼罩，所定义，他虔诚地俯伏在上帝恩赐的光环中，由此，他通过仿若上帝所赐的神性之工具：音符，开始探索与寻找人帝创世的秩序与律令(所以他的音乐特征是“不动声色”，因为上帝是超验的、不动情感的，动情感只有人)。我相信巴赫本人通过这份寻找，自以为已然接近了他心目中的上帝，甚而触摸到了上帝神性的不可知的躯体，故而他感到了荣耀与静穆。
贝多芬的功勋在于将音乐之所在，重新还原于人，他重新让音符沾染上人世的气息，这一气息我相信自人类的始祖开始用嗓门哼哼无旋律的音调时，已然注入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情感，这是最原始的“音乐”，也是最原始的人与音符间所无意中所建立起来的血缘关系，它只在人或痛苦或欢乐，或无奈，或求天护佑人类平安时，才会骤然显现，这时的、由极简的音符所构成的声调，一定是充满人的无可言状的感情的———悲怆的或欢乐的。
可到了基督教时代，一种巨大的神性之光让人无法抗拒地被征服了，于是人——具体的人消失了。
贝多芬音乐的伟大，除了他艺术上的创新———从古典主义过度到了浪漫主义，说到底，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上的创新，而更多的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在人的观念上所发生的一次革命。他意识到了人才在世的伟大，从而人又是百折不挠且不可战胜的，基于以上这一些人文思想之觉悟，贝多芬的音乐在无形之中开始制造出了人世的幻像，他仿佛想证明给上帝看：人有多么的伟大而光辉灿烂，我们就在世间颂扬这种人类的伟大吧———这就是贝多芬生命之终曲：第九交响曲中出现的、震撼人心的、“欢乐颂”之意义所在。
历史延续到了马勒，他挺身而出，断然撕开了长久以来笼罩在人世上空的幻像的帷幕，重新定义了人的命运，即不可拯救之悲剧，与存在的毁灭性；但贝多芬与马勒都存有一种潜在的人文性的精神假设，即＂我＂在其中是唯一的正义的持有者与捍卫人。
直到肖斯塔科维奇横空出世，他直捣人心的扭曲与黑暗，也就是说，他发现了人的被蒙蔽的正义性持有，和良知的存在性是可疑的。
或许“上帝”(只是一个假设，我不以为它真的存在)有意要在人类社会制造一个极端残忍的专制时代———这种极端，从政治意义上说是摧毁人性的(中国的文革亦属这一制度下的罪恶)，甚至摧毁其自身做为一种貌似文明政制之存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但从人性之意义上说，它又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得以观察人性之为人性的得天独厚的机会，这时需要的出现一位是独具慧眼、慧心的天才艺术家，他会陷入在一种在一般的境遇之下，人们不可能体察与感悟到的人性挣扎与存有的黑暗深渊，这是一个巨大的、其实一直蛰伏于人心幽暗处的黑洞，如若没有一个罪恶的制度将其诱发出来，它可能一直未能有机会向人类自身展示出它的痛苦、挣扎、绝望乃至罪性之存在。
历史给予了肖斯塔科维奇一次机遇，虽然这个机遇与他的人生而言，是那么得难以承受之重，对他，历史显示是不公正的；而对于我们，我们又由此而受惠于他的这种历史的“不公正”，而享受了肖斯塔科维奇之独特的散发着深刻人性之音符的作品，再进一步说，正是因为他所经历的时代的恐怖与黑暗，让贝多芬式的幻境被消灭了，也让马勒式的自我确信变得摇摇欲坠了，黑暗的恐怖的时代，逼迫着肖斯塔科维奇从可憎的现实中抽身退出，以便可以更深入地审视自己的内心的不安与恐惧，正是因了这种不得已的审视，他无意之中发现了惊人的艺术之秘密：这就是艺术的本源乃是在于对自己的认识与救赎。
我们必须清醒，人类进步的标志，并非科技的突飞猛进，而是人对自身也即人性的自我认识所可能达到的广度、高度与深度，这种真实的、有人文情怀与价值的认知，为人类所带来的最终结果乃是：它有效的驾驭和控制了，潜伏在我们每个人人心中的＂魔性＂(《圣经》上有一恶魔叫做撒旦，此心魔亦如是)，让它不至失控，而给人类生存造成巨大的灾难。
所以说，文学艺术存在的理由严格说来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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