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纽约作家杜鲁门·卡波特为庆祝新书出版，精心策划了一场 “黑白舞会”，这一有着 “世纪派对”之称的美国社交界盛事至今叫人难忘。卡波特的浮华社交生活与他的写作才华一样出名，两者也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纽约社交界的黄金时代，他是耀眼的一颗星。然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
1966年，纽约，一个阴雨绵绵的秋日午后。曼哈顿的540位名流同时收到一封精美的白色请柬，上面用黑色的花体字写着：“Katharine Graham夫人和杜鲁门·卡波特先生诚邀您参加‘黑白舞会’，男士请系上黑色领带，佩戴黑色面具；女士请着黑色或白色礼裙，佩戴黑色面具。”
540人。名额只有540个。主办方拒绝透露邀请名单。收到请柬的人莫不欣喜若狂，一边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一边准备丰厚置装费。一时间，纽约城的高级时装店与定制坊顾客盈门。而没有收到请柬的名人们有的失落、有的慌张、有的酸溜溜地说“请我去我都不去”、有的则忙不迭地到处询问邀请函转让价格。当然，邀请名单是实名制，请柬决不允许转让。这封请柬是通向有“世纪派对”之称的“黑白舞会”的大门钥匙，那些名列“20世纪上流社会大人物名单”的不朽人物将相聚一堂，享受一次永生难忘的晚宴。
11月28日的夜幕降临，公园大街465号广场饭店的大门陆续有私家豪车缓缓驶来。记者和追星族早早地占据了两旁道路的有利位置，每一个踏出车厢的身影都能让镁光灯闪成一片。宴会的主人站在饭店的门口，那是一位身材瘦小、衣着考究、戴着黑框眼镜的男士，用周到的寒暄迎接着宾客的到来。他圆圆的脸略显憔悴疲惫，但那双充满童稚的眼睛机灵地一转，用一种阴柔的“怪腔调”自我介绍：“欢迎你的到来，我是杜鲁门·卡波特。”
其实无需自我介绍，谁能不认识这位风头正劲的作家呢？他的脸上浮出一种梦一般的令人难解的微笑，将新的来宾引入宴会厅内活色生香的画卷之中。喧闹的调笑间，背景乐像水一般流泻；璀璨的灯光打在女宾们的珠宝上，折射出彩虹的色泽；戴着面具的政商与文化界的名流举杯畅饮，而面具下的脸庞，通常只能在好莱坞大银幕或社交版头条上看到。作家Norman Mailer用一贯的口气对着一大群人讲述着自己的越战见闻；好莱坞女王Lauren Bacall翩翩起舞，黑与白皆难以掩饰她与生俱来的艳光；前总统的女儿们自发地聚在一起，Margaret Truman Daniel、Alice Roosevelt Longworth和LyndaBird Johnson带来华盛顿州的风韵；女演员兼模特CandiceBergen扮作优雅版的兔女郎，白色皮草镶边的低领黑色裹身裙与毛茸茸的兔子面具相映成趣。 舞会的另一位主人，《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Katharine Graham夫人神情松弛地周旋在每一撮宾客之间，她穿着一件类似于阿拉伯袍式的白色亮片礼裙，颈处佩戴着同心圆形的黑色宝石项圈，猫眼形的白色面1966年11月28日，女影星Mia Farrow 具上也有同样的宝石点缀。
一位刚刚进场的短发美人分外引人注目，虽然上了点年纪，但举手投足间的优雅显示着她在上流社会的长期浸淫。“那是CBS电视台的董事长夫人Babe Paley。哦，我的天鹅，她那大名鼎鼎的有钱丈夫只配给她挽手袋。”卡波特毫不掩饰对Babe Paley的赞美。这只“天鹅”优雅而惊艳，穿着简洁的白色礼裙，就像一道从海尽头灯塔射出的白色光束，让人难以忽视。Nancy Keith是卡波特的另一只“天鹅”，她身材高挑，丝般的秀发微微后拢，在颈部勾勒出一个恰到好处的弧度。波兰王子夫人Lee Radzwill公主时刻黏在好友卡波特身边，她居然自信到只穿一条白色A字裙，蹬一双白色平底鞋出席这种社交盛事，但呈现出的美丽是有别于雍容华贵的另一番时髦。
宴会厅一角闪出一位有着瀑布般秀发的女孩，不过二十来岁，走起路来却如同枯树枝般颤颤巍巍，她戴着一个酷似“闪电侠”的黑色眼罩，那件礼服就像一块被撕出两个大口子的黑色斗篷，露出一双仅穿着黑色丝袜的腿。人们用友善的笑声欢迎天马行空的Penelope Tree，这位颇受时尚界和音乐圈追捧的“火星来的缪斯女神”。舞会进行了一阵后，卡波特拖着长长的尾音向来宾们致意，并感谢大家对其新作《冷血》的支持。过去几年间，他持续追踪了一起发生在堪萨斯州的灭门惨案，为了深入剖析罪犯的心理，与杀人魔建立起一种情愫微妙的关系，这份情感不断消磨着他内心的桀骜，罪犯临刑时，他几乎精神崩溃。最后，他宣布这本首创“非虚构小说”文体的《冷血》或许是他写作生涯的最后一部作品。作家Brendan Gill低头聆听着，他回忆起当年与卡波特在《纽约客》杂志共事的岁月：“我还记得他17岁时做小助理的模样，《纽约客》编辑部就是他的大学。他就像一个迷人的幽灵，在杂志社的楼道间翩然飘荡。”
卡波特自19岁起便陆续在《纽约客》、《大西洋月刊》以及《芭莎》上发表短篇文章。1948年，24岁的他发表长篇小说处女作《别的语声，别的房间》，被评论界称赞为“危险的天赐”。不过直到作家百年以后，那部他19岁就开始创作的长篇小说《夏日的十字路口》才浮出水面：作家用女性才有的极其细腻的情感揣摩出了一个迷失青春的故事，富家女Grady因对上流社会空虚生活的厌倦而一厢情愿地爱上出身贫寒的小混混，渐渐走向毁灭。这位绚烂的爵士时代遗孤继承了菲茨杰拉德洞察上流社会，将浮华抽丝剥茧的绝妙本领。这项本领在他创作《蒂凡尼的早餐》时更上一层楼。小说出版以后，女主角Holly成为“迷人的纽约姑娘”的代名词，更由AudreyHepbu r n演绎成为银幕经典。轻快的爵士乐突然奏响，“黑白舞会”已近尾声。瘦削的Frank Sinatra挽着清纯可人的MiaFarrow准备从后门离场；福特汽车公司继承人Henry Ford. Jr已经喝得两颊绯红；因《杀死一只知更鸟》一书荣获“普利策奖”的女作家Harper Lee风姿不逊于好莱坞女星，此刻她陪伴在老友卡波特的左右，像半个主人一样恭送陆续退场的宾客。
舞会结束后，卡波特打算回阿拉巴马乡下的旧宅子里休养一阵，离开纽约浮华，去重温与苏柯小姐朝夕相处的田园时光——这位出现在《一个圣诞节的回忆》里的老顽童曾替代他离异的父母，给过他一段温暖童年。
卡波特自成名后，学会在纽约名利场悠游，左右逢源地穿行在名流间，应付大场面得心应手，早已不复当年那个乡下来的青葱少年，仿佛天生是为上流社会而造；可从苏柯小姐处继承的赤子之心却在作家的血液中流速最缓的安静处沉淀下来。他的人生自幼年开始便挟裹着“极悲”与“极乐”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境遇，这使得他习惯用一种人格特质包裹着另一种人格特质，像一道工序复杂的甜点，层层叠叠，酸酸甜甜。
卡波特的写作天分正是来自这种矛盾体人格：他声色犬马，却又内心孤独；他风趣时髦，却又悲观厌世；他极度自恋，却又爱心泛滥；他稚趣如童，却又饱经沧桑。复杂的内心令他对上流社会的态度犹如钟摆：在与名流朋友的通信中，不难看到他对他们煞是夸张的溢美之词，但同时，他又常常不分时间场合地拿那些显贵们开涮。或许，他希望自己成为这个圈子里最耀眼的明星，令他的“天鹅们”犹如众星捧月般聚集在周围；或许对于这个圈子，他自己也说不上是爱是恨，只是想证明“我能拥有一切，可我并不在乎”，毕竟，他母亲的自杀便是“削尖脑壳挤入上流社会而不得”所造成的。
《冷血》一书让卡波特名利双收，但越过写作巅峰之后，他便迅速坠落。没完没了的派对、酒精和毒品将他拖入同菲茨杰拉德一样的人生泥潭，完成了“一个天才从成名到自毁”的全过程——《冷血》之后的再无好作品问世。1976年，为了挽回名誉，卡波特将自己未完成的作品《祈祷得回报》发表在《Esquire》杂志上。这一次，大作家为翘首以盼的读者奉上了一个“上流社会肮脏故事集”，但新作不仅没得到文学评论界的褒赞，更令他的“朋友们”颜面扫地，于是他们毫不留情地将他踢出了圈子。从此，作家只在电视节目上露露面、爆爆料，用“老朋友们”的秘闻满足大众的好奇心。
1984年，卡波特死于酒精及多种毒品中毒，以一个二流电视名人的姿态。他的死讯传来，将他遗忘已久的上流社会却仿佛集体失忆般地将旧账一笔勾销。一时间，谈论卡波特就意味着时髦且品位不凡，认识他则代表着亲历过上流社会最奢华的黄金时代。自称为“酗酒者、瘾君子、同性恋和天才”的卡波特又重新回到话题中心，被歌颂为“王尔德再世”般的不朽人杰。
“每一朵云都镶有金边。”这句话常与失败者仅剩的乐观一起出现。在卡波特的身上，人们不是习惯被他耀眼的金色光环晃得晕晕乎乎，就是“墙倒众人推”地将他的光环湮灭掉。然而，这团被金边包围的云朵却有这样一番自我认识：“我始终只是一个精神孤儿，像一只海龟翻不过壳儿来。”
倘若你足够细心，便可意会他的呓语。在作家笔下那些破碎的、精致的、充满着自恋情绪、金币叮当与酒精气味的字里行间，出现次数最多的字眼其实是“爱”。“没有什么比爱更美丽。”卡波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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