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想不明白大人们每天匆匆忙忙去上班到底做什么事。我爸是工程师，他上班就是在一张图纸上改来改去，真是很难理解，这样能赚钱么？没见他拿去卖啊。就算是卖吧，谁买呢？有啥用处呢？我妈是公司的会计，她经常要开会，我于是想，他们开会的时候就是聚在一起发钱的么？
我同学珊珊的姐姐那时候在地方的电台当播音员。电台的工作我就更加不理解了，谁家开电台听，谁家没听，电台又是怎么知道的呢？没有听说过谁买这个电台来听啊？再说了，你听了之后又否认听了，谁知道呢？
总之大人的社会对于我实在很费解。偶尔，尤其是寒暑假的时候，没地方去，就跟着我爸妈他们去上班，近距离地观察他们的上班生活——当然，以我的智商也观察不出什么结果来。
我爸在建筑设计院工作，办公室很大，每个叔叔都坐在一张绘图的桌子前，前面有巨大的各种标尺，他们慢条斯理地改来改去，时不时把自己的身体往后靠，开着与工作无关的玩笑。我爸的同事都是知识份子，还有一两个从外地分配过来的，讲普通话的，这使他们的办公室有一种与市井生活颇有距离感的气氛，显得既安详又本份，又有种适度的优越感。
我在他们那里玩什么呢？我爸不会理我的，我就拿他们钉图纸的图钉玩。有一个长得很高大的小伙子喜欢带我玩一玩，他就是从外地分配来的讲普通话的那几个人其中之一。他很年轻，经常捧着一个搪瓷大茶杯，没事人似地笑咪咪地走来走去，倒水啦搭讪啦什么的。但他并不经常在，有时候我去我爸单位，看到他不在，有点失望。他不在，基本就很无趣了。
后来有一天我爸下班回来说，那小伙子昨晚半夜心脏病发作，去世了。说他那一晚还在与朋友打牌，打到12点，还说了句“好，就打最后一局！打完这局就散吧！”这句话在他去世后被视为一句谶语。
我妈的单位就要比我爸热闹得多。我妈是在友谊商店当会计，她们办公室除了会计，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工种，而且都是年轻人，欢声笑语的。我妈与单位的人关系特别好，我每次一到她们办公室，就是各种玩笑各种关注。我当年长得又黑又丑，她们常拿我的肤色开各种善意玩笑，这让我觉得自己长得黑简直是有助于公关的一件事。
印象中，我妈那些同事上班不怎么干活，就是各种聊天，她们还去街上买零食，买酸得要命的三华李，大家分着吃。她们白天一起上班，晚上还经常会上各家去窜门。那种亲密快活的生活，大概就是小城的国营单位的福利之一。
说起来，那时候我最羡慕我们班李惠琳。她妈妈是珠绣厂工作。李惠琳告诉我们，她跟她妈妈上班的时候，能看到工厂的地板上啊，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珠子！我们最眼红、最稀罕的那种大圆珠子，也随处可见！更不要说那种小镜片珠子了，简直就是像雪花一样地落满了大地(这句是我替她总结的)。谓予不信，她确实总能从书包里，掏出一包一包的小珠子，展现给我们看。
在我的想象中，那是一个何其神奇的地方啊！
出于那个年纪所有女孩子对珠宝的向往，我们飞快地聚在李惠琳的麾下，争先恐后与她结成朋友，求她带我们去她妈妈工厂里一看。
李惠琳很矜持，说没那么容易。后来又说，她妈妈单位管得很严的，去的时候会被赶出来。我是很执着的，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不知使了什么办法，后来终于让李惠琳开恩，破例地在某天放学后带我潜进了她妈妈工作的珠绣厂大门。
结果——，我自然很失望，遍地光溜溜的，说好的珠子啊什么的，毛都不见一根。不记得李惠琳是怎么解释的，只记得我很失望，真的很失望，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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