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平进来的时候，还是一如既往地乐呵呵的模样，只是这一次，手中多了一个西瓜。
这是我种的，我直接从地里摘的。一会儿我们一块尝尝。给吴亮打了声招呼后，他愉快地说。
我仔细打量了他一眼，略微有点吃惊，虽然他人显得精神抖擞，兴高采烈，但显然苍老了许多，脸上密布的皱纹比原来明显多了，皮肤黝黑，胡子拉碴的，而且下颔还挺出一绺过去我未曾见过的山羊胡，头发全白了，白得让我感到了心酸。
他把西瓜交给我后，就径直地走向了我的沙发，一屁股坐下，不带喘地开始了他的滔滔不绝，而在过去，他是希望吴亮多说的。
过了一会儿，我问礼平，你在山上到底怎么生活的？
没房子，自已用塑料布搭了一个窝棚。他快乐地回答。
冬天呢？我问。
嘿嘿，支起我的帐篷，人家去北极都用这个帐篷呢，他乐观地说。没电，没水，没人，太舒服了，我还告诉你们，大自然的感觉就像一个温柔的少女，嘻嘻，太舒服了。
你又读什么书了，还是历史？我知道礼平酷爱读中国历史原典，故问。
没有，我这几年在山上读完了几乎所有的高等数学，我发现中国的数学教育全是错的，你看应该是这样的…… 这里面他多次提到西方的大哲学家莱布尼茨与笛卡尔，他们关于数学有一番奇异的探索。
就这样，他打开了话匣子，像决堤的洪水般势不可挡，一泄千里，就他一人说了，偶尔，吴亮会冷不丁地质疑几句(我还纳闷，吴亮居然也懂数学，让我刮目)。而我，彻底的云里雾里，我的知识还没到数学的段位，我至多只到了乘法，连除法都不敢说懂了。这是我的悲剧，中学是在农村读的，为了砍柴、扒草、做饭，我那时几乎天天逃学，反正那个年代也不用考试。所以我的算数，只停留在小学四年级的水平。
后来他还说到，晚上四下里无一人，万籁俱寂，只听到虫鸣声，还时常能见到各种爬行动物，早晨是布谷鸟报晨的鸣啼，他说他一点也不害怕，只感到一种快乐。
他说这里曾经是小产房区域，他有朋友来此买了房，他来看过后，也买下了一亩地，他不想盖房，只想住地上，搭一帐篷，这一直是他的理想，我记得他曾对我说过，他感觉自己前世就是一野人，住在洞穴里，他认为人住进房子是一个错误。人，就该住在大自然中，洞穴里，这是他的理想。可他夫人不同意，坚持要建造一所房屋，他拗不过，只好买来了建筑材料，还没动工，人家就宣布这里是违章建筑，让所有人拆房，有人不愿搬，先是最后警告，几天后开来了铲车，没二话隆隆地就扎了进来，跟着当地农民也冲了进来，一窝蜂地抢走留下的东西。
嘿嘿，我对我爱人说，你看，还好我们没盖吧，礼平乐着说。白天开荒种地，晚上我就点上两根腊烛，记住了，就二根，正好，在腊烛下看书，心极静，感觉好极了，享受呵！
晚饭前，礼平一直兴致勃勃地聊着他的深奥的数学，只是偶尔捎带脚地说到他那个消遥自在的户外生活。
除了他说到大自然的生存法则，关于数学，真的，我一点也听不懂，所以我的思想在那一段时间里一准在溜号。
我们认识有好些年头了。上世纪的一九九八年，我们第一次见面，我怀惴着一丝激动。他是影响过我人生的人，一个曾让我仰视的世外高人———全是因了他的那部当时轰动全国的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我相信，一九八一年，当这部小说横空出世时，让所有读过的人感到了震惊与震撼，那成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而且是深刻的永生难忘的记忆，从此，这种类型的“记忆”不可能再有了。我没想到多少年过去了，他竟会成为我小说的的赞美者，甚至告我，我的叙述语言正是他所要追求的，这让我大喜过望。
那天，当我见到礼平时，我向他讲述了我当年读他小说的激动，他只是嘿嘿乐着，再后来，他告诉我，写小说时，是因为他爱上了一个女孩，一个开国中将的女儿，她是他一位好朋友的妹妹，他是朋友家去玩时第一次见到了她，那时她才十四岁。后来她长大了，后来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大的理科，而礼平，彼时仅只是一名服役的海军军官。他不敢向她表述，在心中默默地爱着她。
《晚霞消失的时候》是写于文革晚期，坦率地说，在那个年代写这类小说是有杀头之危险的，但礼平坚信他懂得马列比那些成天唱高调的四人帮多，他做好了随时与他们论战的准备。
小说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得以发表。在此之前，他让朋友们读，没有多少人真正赞赏它，这其中有他四中的同学北岛。北岛看过后只是淡淡地告他，作为一名业务作者，能写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但小说做作，虚假，不真实，这等于是彻底否定，这让礼平倍受打击，但他仍向无数个杂志社投稿，但渺无音信，直到有一天收到《十月》杂志社的来函，说它们要采用此稿。
发表前，有朋友将礼平的《晚霞》手稿交给了那爱恋中那位女孩看，同时，告她礼平小说中的那位美国的姑娘南珊，就是你的原型。女孩读了，被深深地感动了，她终于与礼平开始了热恋，并最终成为了他现在的妻子。多少年过去了，我向礼平提出要求，我要见见他们家的那位“南珊”，礼平嘿嘿一乐，说，没问题呀。
那一天“南珊”出现了，我们一拨朋友一块吃了一顿晚餐，印象中的“南珊”真是如小说中的女孩一般无二，虽然这时的她，已然五十多岁了，而且在国家一个重要部门供职，但说起话仍带着一丝天真和温柔，语调完全是少女型的，人显得温文而雅，我这时才明白，当年的礼平，为什么不可救药地迷上了这位女子，她实在是太美了。我随后对礼平说，礼平，你太幸福了？
说来也巧，就在前一天的晚上，一个电影制片人请我吃饭，在坐的有一位研究民国史的人，他谈到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史实，不知怎么的，就说起了当年他读《晚霞》时的激动。我听到过太多的从当年一路走来的同代人，只要一提起《晚霞》，个个脸上会出现一种亢奋和向往的表情。
现在的人，很难想象那个年代一部震聋发聩的小说会给我们的心理与精神带来怎样的影响，它所挟带着的雷电般的巨大的无可言喻的冲击力，在今天这个荒谬的时代再也不可能有了，所以，我们这代人每当回想起当年的许多弥足珍贵的记忆时，《晚霞》带给我的影响与美好的印象，是那么我令人叹惋与怀恋。
我写过的人物印象中，礼平是我写的最多的一人。昨晚，当我将他与吴亮送别时，礼平是最后一个坐上他的坐驾离去的，我突然有些伤感，我冲着他喊：礼平，我们还得常见面呵！我好像只能说这么多了，我太珍惜这位大哥哥一般的朋友，我们有过无数的争吵，以致差点翻脸，可我始终觉是我是为了他好，为了他在我心中的那个不可动摇的形象。
他把头伸出了车窗，犹豫了一下，笑着说，好吧，你可是近一年来我唯一见的朋友，上山以后，我的那些老四中的同学，都与我断了联系，好吧，有时间我还来。
我目送他离去，心有戚然。
返回家后，突然瞅见桌上还放着一包吴亮走时忘了带的香烟，我抽出了一支，在手中把玩了一下，没点，起身先开了音响系统，选了一张肖斯塔科维奇的曲子。悠悠的、典型的老肖式的曲调从喇叭里飘荡出来时，我忽然有了一种感动。
是感动吗？好像又不是，我处在一种怅然般的沉思中，有一种深刻的孤独感正在向我心头袭来，我无从抗拒，一丝感伤萦绕在我的心灵深处，但让我感到了舒服。多么奇怪的一种感受呀，这种自虐般的“舒服”，居然让我有了一种奇怪的享受感。
响起的是老肖的一首大提琴奏鸣曲，我过去从未听过。我对所有音乐大师的奏鸣曲都是感觉一般的，惟在老肖的音乐中，无论他的曲子属于什么样的类型，我一听即迷，老肖就像是我的一个从未谋过面的知己，我的另一个自我，他所有的倾诉和发泄，一准就是我所要倾诉和发泄的，这是一种多么奇怪的心灵共振与共鸣呵，人生有此知己，是一大幸事了。
礼平、吴亮从我的屋里起身离开前，我与礼平有了一点平心静气的争论，那是因为礼平说到了他为香港一家出版社写的一本关于他文革记忆的书，我认真地对礼平说：礼平，我必须告诉你，你得记住你现在代表的不是一个单纯的你，人们会根据你曾是一位北京四中最早的一批老红卫兵，一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对子”的作者，来看你的言与行；同时，你还是一位最早的否定文革的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的作者，也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最早的一个思想的启蒙者，人们会这么地来看待你，因此，你已然不是一个普通的陈述者了，你无形中成为了一个符号，一个有代表性的符号，你的一些言论我预感会带来一些问题，人们不会认为在看一个当年红卫兵的关于一段历史的态度，而是整个一个红卫兵群体对那场运动的态度。这让我担心，因为了我了解你，可并非所有的读者都了解你。
我无所谓，礼平说，我发现我现在就是一个攻击者，我希望大家也来攻击我，我等着，然后我再反击。中国有忏悔文化吗？忏悔是基督教的文化，中国没有这种文化，你搞什么忏悔？事情有这么简单吗？他突然变得激动起来。
礼平，我尽量平和地说，中国是没有忏悔文化，这一文化是西方舶来的，但你不要忘了，那只是一个词语，只是国人借用了忏悔一说而已，但中国人不可能没有自责与自谴，对吧？
我们不聊了，我对谈这些问题没有兴趣，我们走吧，吴亮突然说。
这么早就走？我问。
困了，吴亮大大咧咧地说，他已经站起了身。
我送送你们，我说。就是在这时，那一丝怅然从我心尖滑过。我热爱这种讨论的氛围，这种思想的交锋，但它这么快就结束了，我意犹未尽。我又要陷入属于我的孤独了，我的宿命。
老肖的音乐还在响着，我点燃了一支烟。在此之前，我已有好几个月没抽烟，我狠狠地吸了一口，没有想象中的过瘾，只有一股苦艾草般的味道，裹着一丝莫名的伤感，在我这个小小空间中飘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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