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李涛是因了我的一位学生。
王老师，我的这位合伙人想认识你，你见一面吧。
为什么要认识我。我不解地说。
人家说是你的粉丝呀。他说。
我的粉丝，他认识我？我不屑地问。
我从来不相信我真的有粉丝，这种感觉连我自己都感到了奇怪。我会有粉丝？凭什么我有粉丝？我的思想不太见容于今天的时代(非异端，而是有多少人能真懂？)，有许多人是冲着我挂名的电影而来的，可你“认识”的、或者说“粉”的那个人真的是我本人吗？电影与我有多少关系？那不过是一个集体的创作，我只是其中的一分子而已。所以你们粉的依然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被社会名声制造出的人。
而我不是那个被制造出的人，我是独立而自由，甚而天马行空的人，你们粉的是这个人吗？我深刻怀疑。
显然，这不是你们要粉的人。你们要粉的是环绕着我的那些似是而非的“身外之物”， 而我身外那些“物”，并非真实的我。
与李涛我们在一家酒店见了面。他颇热情，而且显出了一派海归人的风格，礼貌周到，脸上洋溢着兴奋地微笑，说了一堆客气话，而我始终保持着不冷不热的矜持。
在来时的路上，我就绷紧了一张脸，我感到了不快，我并不想见什么人，哪怕那人自称是我的粉丝。我有认识这些人的必要吗？
我发现自己与人群离得越来越远了，以致有了无法沟通的窘迫(或说是痛苦和无奈)，让我无所适从。但人是社会动物，我们又无抽离出社会而独立自存，这于我成了一种负担。我的学生一直在解释要见的这人有多么的好，多么想见我，对他的事业又是多么的重要。
我一言不发，依然绷紧了一张脸。
当我们落坐，开始共进午餐时，一些话题引发了我的兴趣。这是我事先没想的。
李涛在自我介绍自己，告诉我，九十年代初他为什么出了国，而在当时，他是北京一所大学的留校老师，公认的一位认真而富有理想主义情怀的老师———他在大学时是三好学生，毕业后他甚至有三种选择供他挑选：第一是组织部，第二是留校，第三也是一个极好的去处，但他选择了教书育人，因为他有使命感。
他与我一样，是一位共和国军人的后代。
直到那个著名的春夏之交，街上到处响彻着口号和飘扬的旗帜，学校已然没人上学了，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广场。他依然坚守岗位不为所动，而且反对学生上街，他固执地认为上学才是学生的第一要义，学习不能耽误，以致当有学生用身体阻挡他走进教室时，他凛然地推开学生，继续站在讲台上。
我告诉自己，哪怕只有一个学生，我也要讲完这堂课，这是我的职责。有一天，课堂里只剩下两个学生了，我记得我像都德写的《最后一课》那样，对他们说，这可能是我讲最奇特的一堂课，我向你们表示感谢，因为你们坚持了来到了课堂，聆听我的讲课。
我当时感到了热血沸腾，激动不已，今天想来依然会激动。他说。
他让我也想起了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那些日子，我天天行走在路上，在震天动地的口号声中，夹杂着我的声音。从此，我再也没有忘记那一天，和我们呼出的口号。
我的改变是从那个著名社论开始的，我突然发现学生是对的，我也走上了街头，我甚至比学校里的任何老师都更要激进。风波过后，学校开始了秋后算帐，我写了一个直指某个“试管婴儿”(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此称的人为谁)的大字报，学校非要让我做检查，我死活不从，后来他们说，你不写，让我们为难了。
后来他写了，同时他也觉得这个国家他不想再待了，他感到了压抑。在此之前，出国的念头他还没有萌生过。
我只随身带了五十美金，将存下来的几万块钱全留给了我的父亲，我对父亲说，儿子不孝，不能在国内照顾你们了，这点钱算是我尽的一点孝心吧。他说。
美国的日子过的很苦，一天要同时打几份工，每天凌晨三点就要爬起开始干活，太太远在另一座城市上学，半个月一次，我开着我那三百美元买来的二手车奔向太太所在的地方，几百公里路，其实很远，也只能呆上一个下午和晚上，做一个爱，就要赶回了。那些年都是这样过来的。后来我去了一家华语《世界报》当记者，我做得不错，许多重要的报道是我写的，包括福建移民在美国的生活现状，这篇连载的长篇报道引起了国家的重视。
我在美国就知道你了，和张艺谋一块合作的人，我一直是你的粉丝，他笑着说。
你读过我小说了？我抬眼望着他，问。
对不起，我没有读过？他诚实地说。
那你这个所谓粉丝是可疑的，我从不认为没读过我小说的人是我的真粉丝。我断然地说。
那我一定要读，有卖的吗？他说。
李老师，我帮你买吧，我的学生在一旁说。
就在那天，我们突然聊起了我的朋友，居然有二人是李涛在国内和国外的最知心的朋友，一位是他原大学校友(又同时留校任教)，一位是他在美国新泽西来往最密切的谢元。这让我感到了意外，从那一刻时，我们的聊天变得轻松而愉快，彼此间的距离骤然消失了。
昨晚，李涛张罗了一个晚餐，在八号公馆的隐泉餐厅，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家日料餐厅，严格地说，是我选的，我本来是让学生挑一家便宜一点的餐馆，我不想让李涛为请我花那么多钱(我从来就不喜欢别人为我多破费，我是一个在吃上简单的人)，，可走近孔乙己餐厅时，抬头一望，居然还有隐泉就定了哪了。除我的学生外，我还喊来了李涛的校友李秋生，以及几年前就从美国归来的谢元(李涛与他失联多年了)。
李涛又一次聊起了他的美国往事，其中有一件事让我听了格外震撼，虽然今天他说起过去谈笑风生。
有一次，与太太有太久时间没见了，我去机场接她，路上没忍耐住，把车往边上一停，就在车里上干起了那事。他笑着说。被警察发现了，过来敲我们的车窗，因为大白天在车里做这事儿是有伤风化的。我对警察说，我与太太有半年没见了，没憋住，就迫不及待做起这事来了。
警察一听面露吃惊的表情：你们半年没见了？那好，你们继续做吧，对不起，打扰你们了。
我认真听着。我想象着在美国奋斗期的李涛，想像着他那时的窘境，他的压抑和挣扎，这“车震”之一幕，不是貌似八卦的故事，这其中，蕴含了一个人人生的不易，坦率地说，在李涛讲述的那一刻，我感到了一种命运的无常。
我与太太就是这么过来的，过了许多苦日子，现在日子好，反而关系不对了，我们也认真谈过离婚，后来又觉得患难夫妻，走到今天不容易，就没离，但我对太太说，我经常不在你身边，你可以找人，如有合适的你可以选择，只要提前一个月告我即可，我都能理解。
我挺怀念我们最艰苦的那段生活。
秋生说起了他在八十年代末的日子，有一次去美术馆看画展，坐公共汽车为了节省几毛钱，没买票，最后一站时被售票员发现，；罚了五块钱，最后还是同行的朋友帮他掏了三块钱。
那时有一点钱都不容易呀，舍不得呵！他感叹地说。
那时经济上困窘，但精神是如此充实。
哦，那时我们的精神太充实了，什么书都读，秋生说。
一去不返了，我说。
我在美国，也会时常想起那时的日子。李涛说。
我始终在一旁默默地观察着李涛，注意到他与谢元、秋生的久别重逢的叙旧，一切都显得那么的美好———真挚的友情，他没忘了这些曾经的最亲密的朋友，他甚至没忘了自己为什么离开他的故土，他的祖国。我们同时在怀念共同走过的八十年代。我说，那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段时光，但它在那一刻结束了，从此民族精神和思想走向了沦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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