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功权近七个小时的相处，我完全明白了女人们为什么前仆后继的爱他。他像亦舒小说里睿智、多礼的老派男人，为吸烟致歉，为让我多走了几步路致歉，还能特自然的说出“男人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让女人辛苦”这种偶像剧台词。
6月28日，潘石屹儿子的婚礼，任志强微博的爆料，1月份取保候审的王功权参加了婚礼。他精神不错，和我记忆里别无二致。我想起那天他对一脸大义凛然的维权人士说，“进去了就赶紧认罪，早点出来让家人安心。”
那是一年多前我们初次见面。近七个小时的相处，我完全明白了女人们为什么前仆后继的爱他。他像亦舒小说里睿智、多礼的老派男人，为吸烟致歉，为让记者多走了几步路致歉，还能特自然的说出“男人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让女人辛苦”这种偶像剧台词。同时他又一身才子气，他的赞美真诚，他写的诗多情，仿佛随时会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和奋不顾身的爱情。他也的确这么干了。
后来我邀请他来参加一场读诗会。那是个挺有趣的场面。曾经炮轰鼎辉的张兰，一见王功权进门，就热情的唤他坐到自己身边。他们都读了自己写的诗，张兰还用手机里的音乐作了配曲。散场后，我送他出门打车。他说不知活动会到什么时间，就让司机开车先回去了。他对一个女生送他感到不好意思。之后，我们再没见过面。
王功权的微信朋友圈更新停留在2013年的9月13日。在这个月里，他抱怨过美国的早餐没有大米粥和小咸菜；在纽约看过美国网球公开赛；见过联合国潘基文办公室的副秘书长；和冯仑等万通兄弟参加了自己女儿的婚礼。
2013年9月13日，王功权因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警方传唤，后被正式刑事拘留。2013年10月20日，被正式逮捕。今年1月22日，一中院发布官方微博称：“王功权承认与许志永一起策划、煽动了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他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深刻反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王功权变更强制措施，予以取保候审”。
多情王功权
北京海淀剧院旁的上岛咖啡，我们握手、寒暄，王功权没有掏名片。“我现在没单位。”他笑道。他穿蓝白格衬衫，花白头发，气场不像他的履历那样强大。
吉林省委仕途光明的青年、“万通六君子”中的大哥、IDG创业投资基金高级合伙人、鼎辉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人及创始人，王功权抓住了大时代的每一次机遇，不断转换身份。但自2011年那场声势浩大的“私奔”后，王功权“失业”至今。
失过业、坐过牢、离过婚、私过奔，在普罗大众看来，王功权不负“诗人”之名，任侠使气，放荡不羁。然而王功权自觉并非任性之人。
只是多情。对女子多情，两段婚姻、三个女人、千万看客。对民生多情，公民社会、奔走呼号、徘徊求索。英雄无奈是多情。
“我没有刻意追求爱情，只能说我没有刻意回避。”当被问及感情生活，王功权思考半晌，如是作答。
2011年5月，他在微博宣布放弃一切，和江苏中孚投资有限公司创始人王琴私奔，并写下“总是春心对风语，最恨人间累功名。谁见金银成山传万代？千古只贵一片情”的《私奔之歌》，引发无数网友围观，“私奔”成为2011年网络热词。
42天后，王功权在微博宣告回家。在此期间，他辞去鼎辉所有职务。此后，受邀赴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担任访问学者，妻儿与他同行。2012年的夏天，一家人花38天自驾走了美国15个州。2013年初，王功权回国。
2013年5月9日潘石屹在微博上说：“好长时间没有见王功权。我问：功权，最近好吗？他：好。我问：和谁在一起？他：和爱我、我爱的人在一起。他高屋建瓴的回答，让我的问题显得很俗。我只能连声说：好，好，好。”
对权势和性话语的想象不分贵贱令每个人着迷。潘石屹都如此八卦，面对王功权，我不能免俗的再次追问爱与不爱，悔与无悔。他拒绝回答。他说自己已是知天命的年纪，不愿回答尴尬的问题。
“你觉得四十不惑和五十知天命的最大差别是什么？”
王功权沉吟良久，“是力不从心。”
而爱情常常令人产生回春的幻觉。尽管每个人都明白幻觉终会消逝，但仍忍不住对那刹那又永恒的光芒饮鸩止渴，特别是对于一个厌倦了名利场的男人。
“我和王琴在一起是快乐的。但是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那些压力。太太在哭，舆论压力那么大，两个人怎么可能一天到晚乐乐呵呵，做不到。媒体把我骂成不负责任，或者什么都不顾。你可以理解我们两个在突发事件当中的失措，我们在想我们该怎么面对。我和太太还是有感情的，在一起生活也不是不可以。就这样，选择了……”
这是2011年7月王功权私奔归来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做出的回答。
一个男人一生可以有几段真爱？面对这个略带文艺腔的问题，王功权表情尴尬，让记者关掉录音笔。但事实上，关掉录音笔之后，我们只是探讨了究竟什么是真爱。他说他不知道真爱的定义。
我们所知仅是，2005年王功权与前妻结束了19年的婚姻，娶了现任妻子。6年后，他又与相识两载的王琴私奔，抛下现妻和她所生的一双儿女。最终，他又回到了现在的妻子身边，他们一起旅游、一起看电影、一起接送孩子。
“所以现在的婚姻状态你是满意的，或者说是开心的？”
“(沉默)你为什么会这么问呢？我们在一起生活还好。”他这样注解自己现在的生活。他不再写曾经钟爱的婉约词。
他自称是半个文人，写格律诗词。他最喜欢的词人是李煜，一位多情天子。
“实际上谁都是多情的。只是有人表达了，有人没表达，有人显露了，有人没显露。和一个以上的人结婚就算多情吗？爱的人多就是多情吗？或者什么叫少情呢？你告诉我哪个企业家或政治家是少情的？情本身就是非常丰富浩瀚的。”
我们无从判断别的企业家是否多情，但目力所及，别人并未付出王功权那样的代价。
结束第一段婚姻，他净身出户。公开私奔，他名誉尽失。
“这不是我想付出代价，是我能力差没处理好呗。不过我的代价大家都知道了，好多人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大家不知道。”他如此自我解嘲。
尽管他说自己很早就想退出，此前已经在安排别人接手自己在鼎辉的工作。但那样突发和略带狼狈的方式，是他始料未及。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
私奔事件后，他仍会在外面约见鼎辉的同事，只是至今再未回过自己在鼎晖的办公室。
“我自己也在问，为什么没有回办公室的欲望。可能过去的商场生活我太厌倦了，那样的生活我从心底里不愿意过了。”他说，自己有时也会忧虑，放着那样好的条件和资源，自己却不愿意再做了。
也许是私奔给他彻底放下的契机。接受采访这天，王功权上午帮一个朋友免费咨询公司业务，下午午睡两小时。他一周会安排两三次这样的会面，帮创业者指导项目，但他不投资、不收费，亦不负责，所有意见仅供参考。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那时他一睁开眼就有不愿做但又必须要做的事情等着他。
我们吃着半融化的红豆冰山，喝一壶信阳毛尖，聊至深夜。时隔两年，谈及私奔前后，王功权仍然充满犹疑与回避。他自己的痛苦和他带给别人的痛苦一样真实。然而一切由他而起，他不得救赎。
翌日清晨六点，我收到王功权发来的微信：“希望你写的文章，不要无意中伤害到任一女性。切切！”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他是如此多情，我不能不答应他。
但王功权绝不是一个玩世者。
接受采访当天，晚高峰时分，我陪他坐北京地铁二号线赶去参加一个维权人士的饭局。在拥挤不堪的地铁里，他谈兴甚浓，谈启蒙，谈公民社会，谈他的社会理想和实践。旁边一位二十来岁的农民工用狐疑的目光反复打量他。
和王功权一起挤地铁的机会并不常有。事实上我们走向地铁的时候，我心头一惊。还好他并没有掏出公交一卡通，否则我怕会无节制地揣测他的落魄程度。
饭局在一个偏僻胡同的餐厅里，我们绕了两圈才找到。迟了许多，桌上只剩残羹冷炙。他吃了两块冷掉的肉饼，摊了50块饭钱。席间很多人并不知道他的职业，问他是律师还是教授，他说自己是社会贤达。
他在这里停留近两个小时，说了很多话，都很温和。
“你现在还是有钱人吗？”离开时，我们一起等出租，我忍不住问。
“你觉得多少算有钱人？”
“大概……资产过亿？”
“那我不是有钱人。”
在出租车上，我们继续探讨他是否算有钱人的话题。司机师傅终于忍不住回头说：“有几千万也算有钱人了。”
司机师傅并不知道，后座这位貌不惊人的中年男人，在2011年“私奔”事件甚嚣尘上时，人们曾热情高涨地推测他的身家，有人说是10多亿，有人说更多。
但他先是和前妻离婚，一切都给了前妻。之后又放弃巨额财富，离开了创投圈。
“我觉得生意人的身份很无聊。”他描述了高档酒会的场景：生意人们捏着酒杯走来走去，想和对自己有用的人结交。但那些对自己没用的人，他们虽然拿着酒杯应付着，眼睛却扫视着全场，极力寻找更有价值的攀谈对象。一个人如果没人理，就只好尴尬的站在那里，觉得自己不入流。
“如果不细想，就会觉得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你渴望的主流社会的生活。甚至会得意于自己能够出现在这样的场合，高兴今天又见到很多值得见的人。但如果往深里去想，就会觉得好功利，好肮脏，好无聊。”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对于他所身处的商界，他一直有种疏离感。“我觉得这些不是我的力量所在。”
现在，他把时间更多地投入到了公民维权事件中，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课题也是“公民社会和民主转型”。他早已告别了为各种可能性“打卦”的时代，他愿意在实践中学习。
中国的企业家常常承认自己在政治上很软弱。他们在心里支持社会进步，但在行动上，又往往很保守。事实上，企业家对社会变革的追求并没有到急需的程度，一般性的社会问题，他们靠自己的影响力可以消化掉，民众承受不了的东西，他们可以摆平。既然不构成燃眉之急，他们就会评估风险。
王功权不一样，他不愿意做犬儒。他热心公益，为他所见的不公的事情奔走，以至于他的朋友常常劝他善自珍重。他的新浪微博和搜狐微博都被销号，只余腾讯微博，他每天在微博上关注各种弱势群体。
他这一代人都有一种家国情怀，王功权大学读《青年马克思》，深受影响。其后的经商生涯中，他极力坚守自己原则，也因此失去很多机会。不合谋则处事艰难，合谋则良心不安，久之便希望改变这种状况，于是走到了希望推动社会进步的道路上。
“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和我一样为难，要么就同流合污，要么就做事艰难，这样心里很苦。我也不愿意看到我那么多朋友本来都很善良，只能同流合污，以至于失去内心的美好，不能获得救赎，自己都觉得圣洁不起来。我也不想看到那些官员本来也很优秀，却只能被迫说自己都不信的话。”王功权说。他抽掉烟盒里最后一支烟，这是一个小时的关于社会进步问题的访谈中的第五支香烟。
从2008年开始，王功权一直推动教育平权、异地高考。三年间组织各种会议研究，策划15万人签字的联合呼吁书，向北京市人大、北京市教委，以及全国人大和教育部28次陈情。陈情也产生了一些效果。2012年，国务院颁布文件，要求各地出台异地中考和高考方案。
“社会的变革不需要民众为主义奉献和战斗，大家就是应该观照自己的生活，也不应该试图用理念来启蒙或统治民众的思想意识。当你看到民众对意识形态、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时候，正是这个族群成熟的时候。实际社会变革是需要少数有担当的人来推动博弈完成的。民众就是观照自身，有些担心，乐观其成就可以。”王功权说，在推动社会进步的道路上，他并没有太强的无力感。解决一个国家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如果陷入传统的革命思维，就会感到很无力。但事实上变革是不停地朝着正确的方向走的，虽然这很熬人。
2003年，王功权遇到一位上师，开始学佛。
他并不认为他对宗教的皈依是出于对俗世的不能承受。在他看来，所有的宗教都是入世的宗教，佛教并不是否定人生的，没有出世的佛。佛祖并没有一直坐在山上，而是带着他的弟子传教。成佛的人终究是少数，佛学倡导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从佛那里，他学会换个角度看问题，不感兴趣的事就放下了。在佛的观照下，曾经很重要的事变得不重要，比如金钱。曾经不重要的事变得重要，比如自由表达、自由行动，尽量按自己喜欢的方式活着。
这一切都与风投圈的信条背道而驰。
从6月1日开始，王功权要与他的师父去闭关一个月。在这一个月中，他将完全不与外界接触。
“你现在做的一切是对前半生的救赎吗？”
“不，我没有同流合污过。我因此错失很多机会。我认为我没有，别人如果说有，可以提醒我，如果有，我肯定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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