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学在我的概念中是一个令人厌恶的词汇，它只意指一个人似是而非的社会身分，而非其他。我更关心的是一个人是否拥有健全的人格，而这人格是其历经了人生的挫折与磨难，在诸多昔日岁月的错误中醒悟，而重新开始展示的一种精神向度。即便我真当了导演并不代表着什么，至多只是一种职业的选择。无关名利。
人格，永远的孤旅。
我一直仰视在日本的高仓健老人，一位在其本国获有至尊地位的人，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良知的持守是他的一生持之以恒的原则。他敏感而善良，每每当一部电影完成之后，悲伤与失落便向他无情袭来，因为他一而再地发现，在电影的拍摄的过程中，他与别人演绎的真挚的情谊，随着镜头的终结而归入幻境：一切都是假的，虚幻的，而他每每却视其为真。
他总是一句话也不说，继续沉默着，一如他予人的银幕形象，而将他所珍惜的一切埋藏在心底，哪怕其并不为真。
整理好行装，他又一次地独自开始了他的行走，向着一个几近是精神故乡的地方出发。
那是北海道，那里有辽阔的大海，有风，有翱翔在蓝天下的海鸥，还有张帆出海的渔船，还有质扑淳厚的船夫----他们并不把他看成是一位声名显赫的成功的名人，而只把他当成一个可以并肩出海打鱼的朋友，知心的朋友。
说起这些时，老人的神情是淡淡的，一如岁月，经过了多少次轮回般的翻江倒海，终于回归了平静与淡定，但我从他慈祥而深邃的目光中，看到了深刻的忧伤：
我有时不能理解，为什么在电影中投入的情感---朋友之义、恋人之情都是假的呢？电影一结束，这些情义也结束了！他叹息般地说。
一日，老人来了北京，约见我，我去了昆仑饭店。老人遵守了他的诺言。
此前，在《千里走单骑》丽江的关机活动之后，我们在北京下了飞机，他从远处向我走来：王先生，你是一个特别的人，丽江想约你聊聊的，但采访太多，没时间，我下次一定还来中国，你有时间吗？他谦和地问。我感动了，我说这也是我的期待。他脸上流露出一丝微笑。
我们在昆伦大堂坐了会儿，他关切地询问我的人生经历，他好奇我为什么有时候会给他感觉像一名倔强的古代侠士。他那么认真听我说话，目光闪烁着温暖与善解人意。
后来他支走了翻译，领我去了他的房间，径直来到了书桌旁，手指一张放大了的放进了镜框的照片。照片泛黄而古旧，黑白影调，一位穿着日本和服的年轻的妇人在冲着镜头微笑着，背景中有日本乡村的木屋。她美丽而娴静，充满了母性的慈爱。
老人指着照片，目光倏然有了变化，有一丝思念的忧伤，又有一丝怀念般的向往。他一直在说着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然后，他轻拍了几下手，脸上有凝重和哀思，他双手合什搁在前额，闭目静默了许久，睁开眼，凝神望着照片，这时他的脸上被一种奇异的宁静所笼罩，我突然觉得喧嚣的世界在此时此刻，倏忽间也安静了下来，万籁俱寂。
后来，他的好朋友，在日本定居的华人老徐告我，这是老高每天上午与晚上的例行仪式。照片上的人是他的母亲，他每天都要在母亲的照片前汇报自己做过的事，有些遇见的人生困惑与不解，他也要＂寻问＂母亲，以求解脱。
这是我人生中遇见的最值得我仰慕的人，从此，我将高仓先生视为我的精神导师，是他，用无言的行动告诉了我，人生其实可以走一条这样的路：孤独，但可让内心充满爱和洁净，永不随波逐流，与世同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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