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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这个事，不少人认为要做。但是事实上没有做动。从解决问题的角度看，核心是个方法问题。方法有了，其他都好办。
专家有方法，但是专家解决的只是性教育的技术问题，准确的说，他是个手艺。手艺不是瓶颈因素。教得好的师傅是有的，只是没有传播开。就像你会修车，但是你修不了全国的车，你只有两只手，修不了那么多。
所以要开修车店。全国各地开了许多4S店。为什么能开起来？这是个赚钱的事，有利润，是市场行为。谁的车坏了，谁就弄去修。他是要掏钱的。他自己不知道咋个掏，结果又出来各种保险。他买保险，仍然是市场行为。
性教育这个事，能不能通过市场的办法解决？虽说市场不是万能的，但总不能排斥对市场手段的探索。国内也有些机构，是卖这个手艺的。有一些卖得还不错。虽然调子或者内容未必是绝对正确，但各有各的市场，消费者是上帝。
问题就在这里，谁是这个上帝？性教育这个事，目前没有确定买家。谁是买家？是青少年学生？是家长？是政府？是学校？要没有人买，有手艺的师傅连徒弟都收不到，饭都吃不上，怎么可能生意兴隆通四海。
青少年也买，他买的多是那些实操的、技术的、感官的，也有的是直接买春。还有的晓得这个是可以卖的，可以用来赚钱。市场上，网络上卖给他的，就是这个。实际他买的是性，以及性用品，搞的是性消费，不是性教育。而性教育的本质不是性，而是教育。是通过智力训练，获得智慧，以处理性的困惑，解决与性相关的问题。乃至用好这个资源，庄严和丰富生命。青少年虽有“惑”，但他们无法从课堂上买到解药。中小学幼儿园乃至大学的课堂，上什么课不由他们决定。
家长会不会买？家长不会买。家长顾不上这个事。况且，家长认为性教育不是教育，而是性。性的话，主要是一个管理的问题。这个事，家长自己就做了。千叮咛万嘱咐的。又且，家长怎么买呢？买几本书？买什么书呢？市场上良莠不齐的。家长自己都没有读过，买啥子，不晓得。所以，本来想到这个事的时候就难为情，放一放，一放再放，孩子已经长大了。在这个事情上，家长靠不住。
政府会买吗？对政府来讲，这个事情不是最要紧的事，不是政府主要领导最捉急的事，也不存在非要买或者非要不买的困惑。时机到了，要买多少也不难。时机没到，买多少别的也不会没事找事的捎上这个。归根结底，这个不算事儿。
我认识一位张景然先生，是个民间人士。他早年在深圳，对青少年性教育这个事很上心。他曾写信给许宗衡市长，呼吁他重视性教育，结果没有回音。直到许宗衡被抓起来判了，大家才晓得，他的主要心思不在这种事情上。他的主要兴趣点还是在搞点政绩，搞点钱，搞点女人的方面。我举这个例，不是影射，而是从侧面去分析，才能看清楚，有些事，在一些人，是天大的事，在另一些人，则可能不是事。站在政府的角度，推动性教育，实在是个很边缘、很小众的事。在他的日程表上，这个排得很靠后，或者说是完全没有进入他的日程表。比这个重要的事多得很。
华为的老总任正非讲，“让听得见炮声的人决策”。性教育这个事，决策的权利，并不在搞性教育的师傅们手里，也不在青少年手里。它是在政府手里，但对政府来讲，这个事虽然很重要，但政府有很多事，哪个不重要？都重要，所以要拣当下最重要、最着急的事情先办。性教育从来也没有进入这个排名。当然，这个排名是啥样，咱也看不到。咱只知道性教育没怎么进去过。
学校会不会买？学校是政府开的，校长是教育局任命的。教育局局长都是个小官。比如在县里头，有副县长分管教育局。副县长管这一块的，很可能都不在县委常委里头。所以他是个事官，是做事的，不把握大政方针。一般来讲，如果不是上头大力推动，并且揪住不放，他是按照惯性在运作。惯性是很强大的。没有一个力，没有一个势，去干预、去改变，它就按它的老路走。几十年下来，这个事都没有做利索，一个是惯性，从积极的角度看呢，说明这个运行有它的稳定性。几十年不动摇，很稳定，很有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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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变的话，必须要等到大势成熟。什么是势？不好说。但总归是要造势、借势、用势。谁造、谁借、谁用？比如周总理，他是造势。建国后，周总理关心青少年性卫生教育的问题，带头打破禁区。在1963年全国卫生科技规划会议期间和1964年北京市大学生毕业分配动员会两次公开倡导。1973年4月13日，他派吴阶平到北京市教育局了解性教育开展情况。
但是，周总理的这份坚持，也没有能够成势。因为当时有一个更大的势是文革。虽没有在当时成势，周总理留下来的带有强烈人文关怀的“遗产”，却成了鼓舞和支撑一代代性教育者打破禁区、前赴后继、坚守阵地最主要的“法统”依据、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这个已经说到市场之外了。实际上，说到学校的时候，就已经与市场拉开距离了。至少在中国，学校总体上是官办的，是政府主管的。这就已经否决掉了——性教育通过市场的方式解决不了。这不是买卖的事儿。
早先我把人与人的关系分为两类：买卖和供养。买卖的关系很纯粹，很简单，可以单次结算，一手钱，一手货。这个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福利。这个属于市场。供养的关系也很纯粹，也很简单，但不可以单次结算。这个是带给人们温暖和信靠的关系。比如父母之供养子女，比如国家之义务教育，比如子女之赡养老人，比如蓄养武装集团，比如免费指路，比如夫妻关系，比如扶贫与社会救助。国家、社会与个人之有没有道义，都体现在供养是否到位上。
如前述，性是可以通过市场解决的，而性教育不能。性交易自古以来就生生不息，打都打不掉，而性教育始终很凋敝，怎么呼吁都没用，怎么扶都扶不起来。前者受本能支配，后者是高端文明的产物。如果说是市场，那这两个市场，交易的内容，交易的主体，交易的方式，动力机制都不一样，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性是可以通过市场手段解决，政府的作用是遏制，太繁荣了不行。而性教育基本不是市场的事，政府的作用是促进和承担。
这就比较明确了：性教育归根结底不是买卖的事，而与供养有关，与义务有关。性教育是义务教育，这个是性社会学者潘绥铭先生一早就提出的主张。
谁是履行这个义务的主体？说来说去又说到政府头上。但这样说是没有用的。政府分许多级，分许多部门。你说不清到底是哪个部门、哪一级、哪一个官员的责任。泛泛一指毫无价值。就算你指得很准确也没有用。他会站出来说，我们已经很努力了，我们出台了多少政策，但是底下不执行，老百姓意见不统一，这个事情很敏感，很复杂，要慎重，诸如此类。这样子，一晃又过去多少年。
还有一个主体可以在这个事情上试一把，那就是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所做的，也不是买卖的事，而是做的供养。它怎么供养法？3亿学生都在学校里头，它没法自己去教。教育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务必要通过学校。它能做啥？或者说，它用什么办法，来引起一个改变？如前所述，还是一个势的问题。谋势不如趁势。这个势，或许需要社会组织参与来谋，最后由政府主导去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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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地看，这个势到了可谋的阶段，大的社会条件已经成熟了。
一个是饭吃饱了，这是个巨大的解放。食色性也，食在前头。
一个是大学多了。这也是个巨大的解放。为啥这样讲？许多人诟病当前的教育，认为应试教育问题严重，我认同这个看法，但有一点，我认为当前的教育产业化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就是几代人考学的冲动。考上了有没有用是另外一回事，他不考难受，砸锅卖铁也得考，上了没用也得上。这个冲动必须得释放。这个其实是对文明的追求，大方向没有错。
第三，性的需求解决了。前两天有位探讨性文明的思考者给我发来他的大作，他是呼吁“底层放娼”，考虑到几千万光棍的性需求。他这个很慈悲。但在我看来，不用呼吁了，底层放娼，早已经实现了，实行多少年了。整个社会的性需求，通过婚前婚外同性异性买卖包养通奸一夜情等种种方式，总体上、主渠道上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个体嘛当然还会有其具体困难。
第四，社会组织发育了。相当长一个时间，中国对于社会组织的放开没有信心。现在到了一个新阶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中国也可以有自己的社会组织。政府要简政放权，在培育社会组织，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发育之路。社会组织能做许多事，由政府和市场单独去做做不利索的事，做不了的事。
由于这几个原因，性教育有可能成为一件重要的事，不单是对青少年重要，也对政府重要。不单对搞性教育的师傅们重要，对家长还重要。不但在供养的关系当中得以体现，在买卖的关系里头也有生存空间。
这个势怎么谋？这里头有机关。未必是关注性教育本身，也不是关注性需求的满足，而是关注性的秩序、文明、风险。在饕餮与狂欢的过程中，要降低风险，重建秩序，追求文明。今天中国的性教育，是要达成这些目标。当然，主张权利，也是一个重要任务，是一部分人强调的重点。但从普遍的意义上讲，第一性的目标，是要降低风险。这也是最迫切的一个要求，一个比较容易达成社会共识、能够成为决策理由的一个因素。因为如果不做的话，就会造成看得见的麻烦，不得不为。
但如果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就是要谋个标本兼治的势了。因为在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最终必然要有性文明的重建与复兴。孩子的春梦，必然是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但提这些，或许过于理想化了，首先要做的，还是降低风险，好汉不吃眼前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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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什么风险？举例讲，去年，我国新增艾滋病毒的感染者90%是经性途径传播。其中，青少年群体成重灾户。去年广州四十所高校均检出感染者，其中一所超出十人；北京有两位初中男孩同时检出艾滋。不可思议的是，同性性行为已成为部分青少年追捧的“时尚”。
除了艾滋病，还有如下问题：未成年及婚前堕胎，我国每年堕胎1300万人次，平均每小时1500人次，其中，25岁以下妇女占一半以上，大学生成为高发人群；婚后不孕不育，我国有4000万人不孕不育，占育龄人口总数的12.5%，远高于20年前的3%(据统计，每堕胎一次，生育能力大约下降25%)；同妻，总数1000-1600万，青岛医学院张北川教授认识一位同妻60岁仍是处女；以及去年反复曝光的官员与老师针对留守女童以及中小学幼女的性侵事件。
这些风险像云一样，越积越厚。因为我国目前大中小学幼儿园共64万所，在校儿童青少年近三亿，而每年新进入青春期的孩子有2000万。
越积越厚的风险要转化成势，要下成雨，还需要条件。目前来说，性教育要下成雨的话，条件还没有完全具足。以上这些风险，是不同的人看到的。看到各自的风险以后，大家并不往一起归因。并不是往一起聚势，所以很有机会把云吹散，下不来雨。比如，针对性侵，只讲师德红线；针对艾滋，只讲关爱；针对堕胎和不孕不育，都是个人在承担后果，个人并不会归因到性教育的缺失，也不会反馈到性教育的推动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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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爱工程所做的尝试，就是要把这些云，聚起来，并且让它遇上冷空气，变成实在的雨水，落下来。
青爱是06年启动的。当时是由中国教育学会和中华慈善总会共同主办。设了个项目，叫“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简称是“青艾工程”。做法是在学校成立“青艾小屋”，想让它成为长效机制，助力学校开展四方面教育：艾滋病防治，性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公益慈善理念培育，也救济救助一些艾滋孤儿及困难家庭。
这个项目，把艾滋病防治，和性健康教育的关系说清楚了。从一开始就主张：青少年的防艾教育，学校是基本面，性教育是主战场。在微观层面上，谁来做这个事，以及怎么做，也交待清楚了。小屋有十个功能：牌房师书课，社影讲家功。社会参与的方式和意义也做了说明，这是一个慈善教育项目，社会是可以参与其中的。社会可以和在校学生一起，从慈善的角度来推进这项工作。
后来，其首任形象大使白岩松建议改成“青爱工程”，主张“以爱抗艾”，突出“青少年爱的教育”的意思。他说，中国青少年爱的教育，一直是个空缺。况且，叫青爱比较好，叫青艾呢，大家想到艾滋病，避之不及。讲性教育也是一样，公众总体上还是谈性色变。所以，“做成才是最大的慈悲”，叫青爱比较好。
2011年，青爱工程挪到中华儿慈会成立专项基金，2014年成立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
这个项目成立9个年头，在20个省市500多所大中小学幼儿园设立青爱小屋或者心联小屋。这是要走一条路，一条中国特色的公益慈善路，一条中国特色的防艾教育之路，一条中国特色的性教育之路。
为什么说是中国特色？比如，关于“去中国化”的问题，青爱从一开始就有倾向性，她很强调中国元素。青爱讲“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青爱标榜“责”字标，主张“天下兴亡，我的责任”，包括青爱的愿景，是“一间小屋，一方福田”“万间小屋，万方福田”。
这个项目，融会了许多人的心血，寄托了许多人的盼望。比如，我国著名教育家，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先生。比如，原全国人大副委员会许嘉璐先生，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怀西先生。现任民进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严隽琪女士，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王佐书先生。以及许许多多关心和支持这项工作的人们。
9月2日，我们拜访顾明远先生，向他老人家汇报工作。他说，做了快十年了，坚持下来不容易。基金会成立了，是好事。一个是当前形势需要，社会接受程度也提高了。现在到了“摊开来讲”的时候，关键是“一个要让领导知道”，“一个要让群众知道”。
9月18-19日，青爱工程盈江工作站新挂牌36个青爱小屋，我们把其中一场活动的名字叫做“让爱的教育，进责任清单”，体现了青爱工程的一贯认识。当然这次有一个特别的机缘，就是9月9日，习主席到北师大，讲“爱是教育的灵魂”，而9月10日，李克强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提出政府的三个清单：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
过去，像性教育这样的事，一直没有进入政府的责任清单，始终排不上议事日程。青爱所做的努力，是帮助解决性教育进入责任清单，并且解决其在责任清单当中叫什么名目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青爱未必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但是它起码给政府多提供了一种选择。
这样一个工作，或者说大一点，这样一项工程，恐怕不是一个小小社会组织或者慈善项目所能完全承担的，我指的是中国学校性教育。这项工作，终究需要国家层面的干预。
如前文所述，青爱工程，作为社会组织发起的慈善教育项目，是要“谋”一个势，谋完了，还是要政府主导来“趁”这个势。在这个势成就的时候，参与其中的，则是多种角色。那就形成一个市场了。性教育的专家或机构，就可以提供专业的服务；爱心人士或企业，就可以在大中小学幼儿园命名各自捐建的青爱小屋。家长、师生，就可以参与到爱的教育当中去，去定义什么是爱，去演绎什么是善。
就像修高铁，靠民营企业或者民间集资来做，肯定是不行。但是修好以后，亿万乘客都会坐，都会掏钱买票的。性教育的专门家，或者就是高铁体系中的工程师，也可能是司机。家长、师生、爱心人士，则可以作为乘车，或者服务人员参与其中。
青爱工程的目标，是万间小屋，万方福田。这万间小屋，万方福田，不是静态的，它实际是一个网络，是一个高铁的运行系统。
按照之前的设想，青爱小屋在做到一万间以后，它作为一个慈善项目的历史使命也就宣告完成了。当然，小屋的数量和质量仍然会继续发展。它将要搭载的内容，可以很多。
谨以此文，作为此次“爱满大盈江，小屋全覆盖”活动之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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