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籁俱寂的夜晚，一个身心疲惫的爱乐之人，是容易进入音乐世界中的，并在那个世界中让心灵得到了栖息。随着旋律的骤然响起，就象是有一位天使从天而降，引领着处在现实的焦虑与困顿中的你，一步步地踏入音乐的殿堂，你在那一刻与这个纷扰的物质世界有了自然的间离，抽身而出，在精神的时空中随着旋律去遐想你愿意留恋的世界。
我的音乐世界与我睽违多时了，因为我的音响功放随着我的疯狂使用而对我表示“抗议”而停止了工作，于是，我暂且失去了我的另一个世界，这个“失去”让我痛苦难耐。
当恢复了功能的机器重新回到了我的身边，那份欣喜油然而生。晚上，趁着夜深人静，我先静听了一会儿贝多芬，接着又听了会肖斯塔科维奇，然后──我事先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所以由古典浪漫的老贝，过度到后浪漫的老肖，再到这位我已预感非常后现代的里盖蒂了。
据说，他是巴托克的“老乡”──巴托克是我喜爱的一位匈牙利作曲家。
可是我听到了什么呢？一段长长的没有丝毫变化的长音，而且这个音调并不是柔和适中的单音调，相反，它是刺激你神经的一个音符，很长，似乎在考验着人的耐受力。
我忍受不了，跳格，再听，还是长音，只是音阶的幅度变了一个声调，更加象是拖长的躁声了，再跳，一如既往……
我换了一张里盖蒂的cd。终于有了一点小小的音阶变化，幅度不大，象是在故意给你一点小变化，引起你的注意，当你正要为之欣喜时，它又开始打击你的那点可怜的兴奋了，最终还是固执在它的躁音式的“騒扰”中对你发出不怀好意的“嘲笑”——那种揶揄般的表情并不显得善良。
这让我想起了斯特拉文斯基，一个同样有点神经质的反常规的怪异的作曲家，据说，他当年创作的《春之祭》惊世骇俗、石破天惊，故而在剧场首演时引起巨大的骚动，有人高声喊好，有人怒声抗议，于是酿成了音乐史上的一个传奇般的“事件”。
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亦是缺少耳熟能详的所谓“旋律”的，它的音乐亦仿若“噪音”，反常规反传统，充满了一种竭斯底里的的怪调调。
但我头一次听到他的音乐时就被强烈吸引，并深感震撼。坦率地说，那时我根本不知此人乃何人，更别说他在音乐史上的至高地位了。我只是感到了一股巨大的电流般的冲击，让我在他音符的裹挟下顺流飘荡，于是我的脑海中产生了奇异的幻觉，象是回归到了原始的洪荒时代，我在莽苍的原始森林中与一群与我一般胼手胝足、赤身裸体的先民们举行图腾仪式，那是我们的种族无意识，这种意识不在世俗意义的时空中，也就是不在历史与时间中，它来自我们文化基因中原原始的对神衹的崇拜，故而产生了最早的种族认同与文化认同，它确实是莽荒的，野蛮的，充满了一种野性的生命，但人类就是这么一步步从一无所有的过去走到了现代，但我们却在不经意间“遣忘”了这个“种族记忆”，可它在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中复活了，那激越刺耳的“音符”就象是神幡在召魂——召唤我们失去了的富有原始活力与野性的生命之声。
先民们俯身跪拜在地，向苍天伸出无数的森林般的手臂，祈祷着神恩福祉，这就是我们曾有过的“历史”，曾有过的生命感悟与灵魂的悸动连接在一起的神圣体验，它是前宗教文化与意识。这个失落的被遗忘的记忆被斯特拉文斯基再度唤醒了，我真切地聆听到了我体内血液汨汨的沸腾声，还有我生命之流海啸般的澎湃。
我还能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夜晚，我在电视机前看到了一台激动人心的晚会，晚会的名称似乎是叫：北京-波恩长城音乐之夜，那是一台中国与西德(当时两德尚未统一)联合制作的晚会。其它的节目我一概记不得了，我清晰地记的是当晚会进行到一半时，宣布了下一个节目。主持人离去后，没过一会儿，一个牛仔打扮穿着邋里拉遢、不修边幅蓄着胡子的中年汉子，拿着一把大提琴的洋人出现了，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先支了一个巨大的画架，在上面用油彩胡涂乱抹一气，然后又将画好的油画搁在了地上，重新操起大提琴──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出现了，只见他一脸怒容地将大提琴高高举起，狠狠地砸在画布上。随着一声巨响，大提琴四分五裂、分崩离析、身手异处了，有的碎屑沾在了画布，他还是面无表情的向人们展示了一下，转身潇洒地走人了。节目结束。
我当即震惊。身上感到一股热乎乎的血液在快速流淌，激动不已。那个“语境”让我始终难忘。事隔多年，当我自己成为了一名文学家后，回想起这一幕，我终于明白我为什么会那么的热血沸腾了。
那台节目的舞美是富丽堂皇的，而且是央视难以见过的豪华阵容(那台节目中方的女主持人叫李小斌，我相信她是我们这代人所见过的最漂亮最具味道最有高贵感的女主持人，至今无人可以取代)，在那么一个令人眩目、歌舞升平的舞台上，突然插了这么一个看上去不伦不类、非驴非马的节目它究竟意蕴何为？(顺带说一句，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下，当年的思想解放是如何的开明，这种节目即使放在当下，央视屏幕上出现这样的节目也是不可思议的，八十年代，那是一个多么可爱的令人缅怀的年代呵！)
我当时并我不知道有一种艺术叫“行为艺术”，而那个流浪汉般的砸琴者显然属于在这个舞台上完成了一次行为艺术，他用一个暴烈激进的行为，在那样一种特殊的“语境”之下对“艺术”概念本身进行了一次质疑般的破坏，而它的完成又必须是在一种富丽堂皇的氛围与语境下完成(粗鄙与堂皇，直率与虚饰构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行为的强烈对比)，否则它的反叛之举将失去了“对象”而意义丧失、无所依归。那位行为艺术家的穿着与行为都是粗俗且不讲理的，他击碎了我们习以为常的关于高雅艺术的概念，而让一个长期被遮蔽的艺术行为得以通过他的粗暴之举得以显现，于是这种看上去貌似反艺术的行为完全了一次蜕变式的艺术革命──一个新的艺术理念从此横空出世──砸琴就是宣告这种艺术诞生的仪式。
它依然曲折的通往人的生命体验，这才是艺术的根基，缺少了它，艺术将不复存在。
我还想起了八十年代在《外国文艺》上看到一则小消息，篇幅不大但予以我的印象至深，在一个衣冠楚楚的爱乐者们纷涌而至的音乐厅里，著名的梅西安出场了───事先，他的作品被告知《四分之X秒》(曲名忘了)，此人稳稳地端坐在大钢琴前，观者亦屏息静气，等待着梅西安的演奏，可他始终凝然不动，一直到与曲名指称的时间节点的到来时，他起身了，他走了，留下的是观众的一片茫然与不解。此一事件亦成为了媒体热炒的焦点，以致成为了音乐上的另一则传奇。
在我看来，梅西安的此举的意义与那位砸琴者如出一辙，同为充满反叛性的行为艺术，亦属对传统的艺术“语境”的一种“恶意”的颠覆与破坏。但我那一次发现所谓行为艺术的一个潜在特征，即：现场的观者是不堪忍受这种非礼之举的，它的意义其实是衍生的，由后续的媒体热炒构成了一个艺术性的解构与重构，因此，领略这种艺术不能仅仅欣赏它的“现场性”——那可能会令人失望的昏昏欲睡，而须在事后通过媒体传导的信息读解来体验与感悟。真真有点奇妙。
我不得不回到里盖蒂，它的音乐说明了什么？意义何在？
我能清楚地知道此人的音乐似乎是属于学院内的，他显然违反了一般意义上的关于音乐的概念，独僻蹊径地开拓了一条实验与探索之路，就其精神而言无可挑剔，但回到音乐本身，除了那些“好事者”唯恐落伍的“先锋批评家”(我在八十年代也曾被文坛冠以此名)之外，他的音乐是不是已然远离了音乐艺术的根本？顺着这个疑问，我写下了一系列的感受：
听了里盖蒂的音乐，这让我反思现代派以降的艺术革命的后果──它究竟是在破坏还是在重建一种艺术形式？它激进的艺术颠覆又为艺术自身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当艺术远离它的本源，以实验和探索的名义肆无忌惮时，它摧毁的是不是正是艺术得以千古流传的根基？艺术的反叛似乎走得太远了！
我忽然感到了疲惫和心累，就先写点感想吧，长篇的反思与随想留待来日，但这次对里盖蒂的聆听确实让我想了起了许多我个人的艺术人生，八十年代我狂热的追随现代主义，赞同任何对传统的反叛，无论它采用何种形式，凡非传统的一律欢欣鼓舞，并为之激动不已。但现在我突然有了一种深刻的回眸与自省。
随后，我开始了我心灵的追问：
＂新＂是不是就意味着好？追问的意义存在于我们的潜意识中，我们几乎潜在的以为凡新皆好，于是唯＂新＂是举，结果艺术也象流行色及新潮时尚似的追逐着新奇，而非纯正的思想和精神。当艺术只知哗众取宠而标新立异时，其实它只属时尚和流行(趋利行为)，而非超功利的纯粹艺术。艺术的反叛只能是对人类自身堕落的反叛，同时亦是对原始的先民之声的回归，而非故弄玄虚。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现实主义”的参天大树的巍峨高耸，牢不可破，而后续诞生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故然有其产生的土壤与探索的必要，但最终，它们实验式的技巧与方法经过时间筛选后，都会点点滴滴地融入到现实主义的洪流中，并被它所消化，到那时，现实主义的概念将被重新修正与改写，但它对心灵的抒写发现，以及对人性、生命、命运的追踪、刻画、描述、关怀与引领将是亘古不变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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