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狂人》剧照。 FrankOckenfels 3/AMC
今年春天，《广告狂人》(Mad Men)播出了最后一季的上半部分。回顾剧情、无意中看到剧透、交换对无懈可击的场景设计的看法、给历史细节挑错，或是讨论剧中宏大的主题，这些都是观众们最爱消遣此剧的方式。可现在，这些逐渐被一个猜谜游戏所代替：大家试图在剧情中找出主人公唐·德雷柏(DonDraper,图1)将要死亡的征兆，而这一结局是所有人都早已料到的。也许从剧一开始德雷柏就被若隐若现的死亡阴影所笼罩；也许片头那个身着西装的男子从高处坠下的画面象征着道德的堕落；也许前几季中一些主要人物的死亡(不仅包括片中的虚构人物，比如布兰肯许普小姐[MissBlankenship]，雷恩·普莱斯[Lane Pryce]和伯特·库伯[BertCooper]，还有历史真实人物比如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和民权运动人物梅加·艾弗斯[MedgarEvers])是一种前兆。不管怎么样，粉丝们和评论家们似乎开始了某种守夜活动，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德雷柏死期将至，这毋庸置疑，问题是何时、以何种方式。
电视剧人物是对我们时代的某种隐喻，一个个角色体现着我们的集体焦虑和愿望。《广告狂人》的意义并不晦涩：明年春季将要播出的下半季就叫“一个时代的终结”。整个剧集对过去的描述虽然一丝不苟，却运用了一种修正主义的现代视角。最明显体现这一点，而同时又是观众最喜爱的，就是它描写了旧秩序在内部矛盾和外部压力下分崩离析。从一开始，《广告狂人》除了展示过去那个时代的陋习和时尚品味，还记录了一种权力结构遭到侵蚀和逐渐被淘汰的过程。这种权力结构建立在白人男性的特权之上并为之服务。唐、皮特(Pete)、罗杰(Roger)和其他人想当然地享用他们的职权，并毫无愧疚地滥用权位。这种态度在有线电视观众中激起了一种我们并不陌生的矛盾心情：当年的这些家伙真够可恶的，但是他们又有点酷，不是吗？该剧同时激起了我们的愤怒和怀旧之情。我们沉醉于该剧对过去那个时代迷人魅力的渲染美化，但同时又为该剧对这种美化所持的右派批判态度而叫好。
《广告狂人》会以主人公的死亡结局，观众普遍都有的这一直觉可以说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这不只是叙事的内在逻辑驱使，还是一种文化期望的产物。在过去的十年间，我们的电视发生了某种深刻的变化，展开了最后阶段的反思。对于电视剧来说，这个时代对男性来说不但是狂人时代，还是衰人时代，更是坏人的时代。唐同时是托尼·索普拉诺(图2)的继承人和前辈。《黑道家族》中的索普拉诺是男性权力的化身。他继承了老大地位并努力维持、击败化解了种种威胁。《绝命毒师》(Breaking Bad)里的主人公沃尔特·怀特(WalterWhite)在该剧的一开始与自己的懦弱抗争。整个世界都好像与他作对，剥夺了他的权力，可是他后来又扬眉吐气地(阴险变态地)夺回并施展了自己的权力。这些男性们可怖的一面同时又是他们的魅力所在。有时我们很难决定到底是应该力挺他们还是应该被他们吓到。剧情让我们进入并洞察他们自我欺骗的内心世界。我们赞叹他们的阳刚之力，即便我们知道那只不过是徒有其表，终将衰败或是显露其丑恶一面。他们的死亡是(将是)剧的终结，同时也提出一个结论：托尼，沃尔特和唐都是末代的男性家长。
提出男性家长已经死亡，并不意味着我认为男性性别至上主义已经终结，男性正在经历衰落或是女性主义的胜利触手可及。我是一个中年白人男性，但我并不愚蠢。在政治，职业和家庭领域，对女性的厌恶歧视还是根深蒂固。但是在思想和文字的范畴里，对男权的辩护往往愚昧无知，让人反感；要不就是仓惶出招，无法让人信服。与之相比，对男性特权的批判则有信念的支撑，也更加富有智慧。男性至上再也不能被看成是一种自然秩序或是既定习俗。
男权的式微已经持续了很多代。大多数人都把这看做是一种进步过程(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是在这篇文章里这并不是我的主要议题)。较之以前的排外压抑，我们现在社会更为自由开放。但是对男权的批判可能还带来了不那么愉快的后果。在我看来，在试图摆脱男性家长权威的同时，我们还扼杀了所有的成人，虽然这可能是出于无意。
在《广告狂人》末季上半部播完的一个多星期后，网络杂志《石板》(Slate)的记者和评论家茹丝·格雷汉姆(RuthGraham)发表了一篇反响很大的文章，批评青少年读物在成年人中的流行。格雷汉姆指出，差不多三分之一的青少年读物是被30到44岁之间的成年人(他们中大多数并没有十来岁的孩子)购买。她说这些成年人“居然看给孩子们写的书，他们应该为此感到害臊”。但是看到文章后，这些读者感到却是愤怒。他们在推特上的留言可以被总结为“我该做什么用不着你管！”就好像格雷汉姆是一个专横、严厉的家长，警告孩子们甜食的坏处，好让他们吃更有营养、更有嚼头的食物。
格雷汉姆在这场论战处于劣势，不论她的观点多么有说服力，她都无法获胜。要对具有权势地位的文化消费者们的幼稚消遣提出批评，就必然会自知或不自知地成为这么一个角色：一个喜欢责备他人的势利小人、乖戾之士。我在这里坦诚相告：我自己就是这么一个人。当我看到我的某位同龄人拿着一本《哈利·波特》(Harry Potter)或是《饥饿游戏》(HungerGames)时，我承认我会觉得不以为然。我并不为这种反应感到骄傲。作为一种文化批评，这种不以为然的反应跟当我看到我这个年纪(将近50岁)的老男人们玩滑板、或是穿短裤和夹趾凉拖时情不自禁露出的讥笑，或是看到办公室的女同事戴着蝴蝶形状的塑料发夹时反射性的耸眉属于同一个级别。
天哪，听我说了什么！算了，不用搭理我。说了这些，我并不是要为自己的这些反应辩解，我承认它们无可避免地会显得荒唐无力，脱离现实。电影评论是我的主业。在过去的15年，我看到电影公司花费了大量的财力和创造力来制作授权衍生系列电影(有一些就是根据我刚才提到青少年小说改编的)。这些电影促成推进了一个本质上来说以青少年为中心视角的世界。根据漫画改编的电影，老少咸宜的动画历险片，少年的英雄事迹和关于成长受阻的喜剧电影不但是21世纪好莱坞的主要摇钱树，他们更成了好莱坞的艺术之源。
与此同时，电视毫不含糊地宣告我们正处于时代前沿。不但有《黑道家族》(TheSopranos)和《广告狂人》这样的电视剧预示了男性权威的终结，在所有类别的电视剧里，我们还看到了传统意义上的成年状态正在被侵蚀。从前那些经久不衰的类别片，比如都市警匪片，客厅或办公室情景喜剧和黄金时段的肥皂剧都对这种成年状态有所描画。可是现在，充斥我们电视屏幕的是《都市女郎》(Girls)、《宽镇日常》(BroadCity)、《性爱大师》(Masters of Sex，讲述男性家长制终结之前的历史)、《开心汉堡店》(Bob’s Burgers,一部疯疯癫癫，后《辛普森》[Simpsons]时代的家庭卡通片)和一大批傻乎乎、甜腻腻、放纵自我和令人反感的网络即兴视频。
所有这些节目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试图表达这一点：没有人再知道如何做一个成年人了。我们之前所理解的成人状态在观念的层面上变得无法维持。这并不单单是说那种严格意义上的，老派的唐·德雷柏式的父权已经崩溃，而是意味着父权——至少是父权的具体化身们所构想的这个概念——可能压根就没有真正存在过。这就有了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哀悼父权的死亡，或是应该在它的坟墓上起舞庆祝？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可能先要进行一场调查：谁或是什么杀死了成年人？死亡来得缓慢还是突然？是自然死亡还是死于暴力？凶手是一人还是多人？是情有可原的命案还是冷血谋杀？
严格字义上的父权向来让我们美国人觉得不那么舒服。以现今的标准看，那些创建美国政治独立的男性们大多处于青春期后期。(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Franklin, 图3]，从某些角度看，他可能是这帮人里最孩子气的了)。他们闹独立的一部分原因是要反抗英王乔治三世(KingGeorgeIII)的权威。而乔治三世代表了一个腐朽的、无法理喻的、暴虐的父亲形象。直到一个多世纪后，这些叛逆的儿子们才由于自身的建树被看成父权的象征。在“一战”的时候，由当时的一位参议员沃伦·哈丁(WarrenHarding)提出，“建国之父”这一称呼才变得家喻户晓。
从一开始，美国文化就明显地对父权和成年人的要求主张的有所抵触。在他的权威之作《美国小说的爱与死》(Love andDeath in the American Novel)中，莱斯利·A·费德勒(Leslie A.Fiedler)分析了美国文学的经典之作。在早于茹丝·格雷汉姆半个世纪他就指出，“美国的经典小说有一点名声远扬，那就是把它们摆在图书馆的儿童书籍区也不会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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