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专栏 风尚标 王斌
11月18日的上午，我正伏案写我的电影剧本，大约十点来钟，手机响了，是我的一位学生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中急促地说：王老师，您听了别太难过，但我得告诉您：高仓健去世了。我脑子当即嗡了一下，眼泪刹时间就要夺眶而出。
不可能？这是我所能作出的第一个反应。
媒体上是这么说的，您千万不要太难过。放下电话后，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淌了下来，几近崩溃。
很少有人能真正了解我闻迅后的痛苦，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筹划着要去趟日本，看望这位一直在默默关心着我的老人，这始终是我的一个未了的心愿，可我因为各种原因迟迟未能成行。谁能想到，我这未能成行的计划最终等来的竟是老人驾鹤西去。
我敢说，与我同时代的人，都曾深受过高仓健电影的影响，而这部电影，在我们这代人中将会让我们终生难忘。它就是由高仓健担任主演的日本故事片《追捕》———亦因这部电影，让我们由此知道了一个男人，应当以怎样的姿态屹立于世。他在电影中所表现出的硬朗、冷峻、孤傲与隐忍，彻底征服了在苦难中挣扎的一代人，也因为这部电影，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掀起了一股呼唤男子汉的潮流，彼时的中国，久违了这样一种尤显男人气质与风骨的电影，而电影中的高仓健，让我们在对他不无仰视的同时，亦让我们感到了一种难得的敬畏与亲近。
于是，高仓健这个名字，以及在这个人身上所体现出人格魅力，亦随着《追捕》的深入人心，成为了一代人永生难忘的记忆，并从此伴随着我们这代人的精神成长，它几乎可以说是这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了。
高仓健形象的风行，又像是一种关于我们这代人的成长仪式，他唤醒了我们在岁月中被压抑乃至沉埋的男子汉意识，从那天开始，我们记住一个男人必须具备的隐忍与与在命运面前的不屈不饶。
我与高仓健先生结缘，是因了艺谋，或者说因了我们共同的电影《千里走单骑》。
我清晰地记得，当我们的电影《活着》完成之后，有一天，我去艺谋家聊下一步创作计划，他聊了一会儿，便从口袋里抽出了一封信。
这是高仓健写给我的，艺谋当时说。
高仓健？我当时有些惊讶和兴奋。
艺谋含笑地点了点头，然后对我读了一遍信中的内容，信中大致的意思是，他非常喜欢艺谋的电影，尤其是《红高梁》与《大红灯笼高高挂》，也特别欣赏艺谋这个人，他觉得艺谋身上有一种艰强的意志和惊人的才华，最后，高仓健在信中表示，希望有朝一日能有机会与艺谋合作一部电影。
随后，我们又各自回忆起了《追捕》予以我们的影响，以及高仓健烙在我们心中的男子汉形象，艺谋当时即表示，如果有机会，一定要跟这位我们共同的偶像有个合作。
这一计划始终未有机会兑现，但我却不时地能从艺谋的口中了解一些高仓健先生的点滴信息，每当聊起高仓健，艺谋的神情总是显得愉快而敬重。他说他每次去日本，只要高仓健知道了，无论多晚，他总会提前一个多小时到他下榻的酒店车库迎候他。他从不下车，因为日本大多数人都认识他，他怕因此而惊动了别人。他只在车上默默地等着，直到艺谋抵达后，他这才下车迎接。
有时因时间太晚了，下车后的高仓健只是向艺谋表示了一下礼节，然后鞠上一躬，就转身离去了，他觉得艺谋旅途劳累，应当先休息。
我第一次见到高仓健是他来北京谈《千里走单骑》的剧本，那些天，他下榻在钓鱼台，我们应约去见他。在距离宾馆还有一段距离的草坪上，我们远远地看到一个高大颀长的背影，腰板笔直，脚步有力地在行走着。从背影看着，就像一三十多岁的男人，我也没多想，因为我知道高仓先生已年逾古稀，想象中应是一位老迈之人了，步履不可能如此矫健。待他转过身来时，我才蓦然看清，他正是我们仰慕的高仓先生。
他的形象，已然刀刻一般地留存在了我的记忆深处。一如他银幕上的形象，他像石头般沉默而又坚忍，言语不多，偶尔闪出的语言又是一针见血。他说起剧本存在的问题时，从来不单刀直入，而是拐着弯说，先客气地举个生活中常见的的例子，然后再将他的意见婉转地表达出来，也仅仅是点到即止，但末了又一定会强调尊重我们的意见。就在那一次，他谈到了孤独。他说，他喜欢孤独的感觉。
高仓先生有时会说到他的从影经历，他说他最害怕的是一部电影拍完后的曲终人散，各奔东西，他无法接受在电影中人与人表达出的真情实感，却在电影结束后被“告知”是假的，而他的全部身心亦已投入，久久地难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后来他明白了那是在“演戏”，但他依然无以解忧。于是他选择了在戏后去北海道，那时一个海风呼啸的地方，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些打渔为生的朋友，他们由此而结下了深厚的情义。他常与他一道出海，远离了喧嚣的人群，远离了“文明”的足迹，海风，海浪以及辽阔的海面让他陶醉和快乐，他的心灵因此有了一个栖息的故乡。
高仓先生说，平时没事时他也会出国。有人问，出国是为了什么？高仓先生答是：为了自由。再问自由和孤独是什么关系？先生的回答是：自由和孤独相伴相生，如影随形。问者不解了，陷入了困惑。而我，却在听到的那一瞬间，如一道闪电掠过迅疾地理解了高仓先生深在的那颗孤独的心灵。
孤独，是高仓先生面对人世间人伦的陷落而发出的无言悲叹，他的人格不愿为此而陷落，乃至沉沦，他挣扎地坚守着自己的人生信仰，道义和良知，他时时在渴望着进入别人的内心世界，而最终发现这又是那样的枉然和无望，一切都在无声无息地倏然消逝----传统的价值和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情义。先生的内心一定是极度哀伤的，他的敏感和善良让他无法承受，以致他不忍目睹人世的真相。
他开始了他漫长的远足。
远足让他身心获得一种解脱，也使他在解脱的同时感受到了身心的自由。那种自由的空气弥漫在他的周边，成了他内心的慰安，一如他在北海道的渔场，他与大海在进行心灵的交流。大自然无疑不会背叛他，因为我们都是它博大胸怀中的孩子。它亦在默默地承受着人类的远离。而先生却要固执得通过自己的远足，一次次地走近它，感受着来自它的温暖和拥抱。
先生是需要温暖的。
后来我们去日本谈剧本，再次见到先生时，才知先生在日本一直是位大隐隐于市的“隐士”。他一直在躲避出头露面，躲避着人群，那怕来自日本天皇的邀请，他也会找各种理由婉辞。他特立独行地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着，因为他知道人群中缺少温暖，缺少知音，他宁愿选择了独处，选择了沉默。他在日本少有朋友，而从上海去日本定居的徐富造先生理解他，他属于看过《追捕》的那一代人，高仓健有时会出现在他开的中餐馆，他精心地关照着他心中的偶像高仓健。终于有一天，高仓先生知道了他的心，他们从此成了知音。也是由于徐富造先生的牵线，让高仓先生结识了艺谋，也因了那次的认识，后来才有了我们的《千里走单骑》。
高仓健很少向我们谈及他自己的故事，他的故事大多都是徐富造先生告诉我们，其中有一个故事让我们听了百感交集。
高仓健的前妻亡故后，有一次遇上了一个重大祭日，所有的媒体都在猜测那一天高仓先生会出现在前妻的墓地，所以那天墓地上各家媒体都在守候，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捕捉重大新闻的好机会。
可在那一天，老高却没有如愿以偿地出现，于是媒体界对于高仓先生又有了一些微辞，而高仓先生则保持着他一以贯之的沉默。
一天，墓地的守护员看到有一辆车静静地停在路上，从早晨一直停到晚上，他走过时因车窗的车膜让他看不清里面的人。第二天一大早，守护员在打扫墓地卫生时，见高仓先生前妻的墓碑上，放了一大束鲜花，鲜花上没有留下名字。
媒体又是一阵鼓噪，纷纷猜测高仓先生秘密去墓地探望过他的前妻，但高仓先生依然如故地沉默着。他始终未向任何人提起过这事。由此它成为了一个谜。
我常常会静静地在一旁审视高仓独有的目光，我感觉那目光中充盈并散发着一种光芒，那是一种人性的光芒。那目光高度敏感，时时关照着身边每个人的细节，并从细节中发现着一点什么。但究竟是什么呢？高仓先生从来都是不动声色的。我还发现，高仓先生对于别人对他所表示出的崇拜或崇敬是难以承受的，一旦他感觉到对方投来是这种仰视的目光，他甚至会流露出一丝不易被人所察觉的羞涩。他的目光永远泄露着温暖与善解人意，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处处表现出对别人关心的人。假如说，这世上最高贵的情感叫做：悲悯，那么，高仓先生的目光便可以用悲悯二字来予以命名了。
艺谋有一次跟我聊起过高仓健的一个细节，艺谋感慨万千。这个“细节”发生在《千里走单骑》的拍摄现场。
丽江属高原地带，阳光的酷烈对人的皮肤会构成伤害，艺谋为此安排了一个场工(当地的一农民)负责为高仓健撑遮阳伞。高仓健见状执意不要(他是一个严格律己，拒绝任何特殊化的人)，但场工因受命而来，当然坚定执行。高仓健只好做罢。一天上工后，人们见高仓健在到处找人，后惊见高仓健找的人竟是那位为他撑伞的场工。高仓健见到他，二话不说，从手腕上撸下自己的手表(据说是几万块的名表)，一把塞在了那位正在发呆的场工手中，转身离去。
我们在日本谈剧本时，曾谈到了其中的一个空镜：在盘山公路上，一辆车在行驶，根据剧情逻辑，那里面坐着的人是高仓健。这只是一个远景，观众根本不可能看到人。艺谋笑说，这个镜头老高(大家都这么亲切地称呼他)就不用去现场了，可以在酒店休息。坐在一旁静静听的老高，突然举起了手，说：不行，这个镜头我必须坐在车里。我们都有些讶然。接下来高仓健解释说，作为剧中的这个人物，虽然镜头在这场戏中拍不到他的脸，但毕竟是这个人物的一个经历，是经历，就必须自己亲身体验，这才能够准确地表达和刻划出这个人物。
我们后来专门和一位和高仓健合作过多次的日本导演聊天，想了解高仓健在现场时我们当注意一些什么，毕竟高仓先生年事已高。结果让我们大出意料，那位导演笑说，高仓健在现场有一个“习惯”，他在拍摄的过程中，哪怕中途休息，他也是一直站着，从不坐下。艺谋纳闷地问这是为什么？导演说，老高觉得摄制组的同仁工作太辛苦，都没有时间坐下来歇歇，出于尊重，他必须与大家同甘共苦。
于是在《千里走单骑》的拍摄现场，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奇观”，现场没有一个人在坐着，艺谋亦一反常态地将监视器用木箱高高地摞起，他站着看监视器的画面。
拍摄过程中，我去现场探过班，但没与高仓先生有过任何交流，虽然他是我的偶像，可我是觉得先生工作得太辛苦，没必要去打扰他。
后来，我与高仓先生有了一个约定。
《千里走单骑》之后，高仓健就北京电影学院之邀，来京讲学。我们剧组的一拨人去看他。徐富造先生告我说：老高一路上都在说你，你是他想见的人，他很高兴见到你。接着高仓先生对我说，他此行的日程安排得很满，但他一定要和我单独见一次，他一直想能有一次这样的交谈。二十一号吧，他说，那天，我不忙。可那一天却是我飞往美国的日子。我告诉了高仓先生。先生沉默了，长时间地看着我，然后低头和徐富造先生商量几句，稍顷，徐先生微笑地告我说，老高是一定要单独见你的，他说再忙，也要见，就明天吧。又问，你有时间吗？我说我有。
我们的约定是在丽江的首映式上，在一片嘈杂的人群中徐富造先生见到了我，把我拉到一旁，说，老高在飞机上一直在说你，说你是个很特别的人，他想问你，你有时间吗？他想和你好好聊聊。我愣了，看着徐先生，激动不已，心中有一股热浪在涌流，我嗫嚅地说，只要老高有空，我任何时间都可以。
那次高仓健确实太忙了，直到首映结束，他也没能抽出空来。在回到北京的机场上，高仓先生远远地看到了我，快步走了过来。他说：王先生，很抱歉，这次没有时间聊了，我们一定还会有时间的。他的浑厚的男低声在冷风中回荡着，我感到了温暖。
高仓先生果然没有食言。他来了，执意地要兑现他的承诺和我聊聊，而且是在他很忙碌的时候。
电话是当晚九点半左右响起的，老徐说，老高问你有时间吗？我赶忙说有。老徐说，我们在凯宾斯基饭店大堂，你来吧。
我迅速赶往了凯宾斯基，高仓先生已在大厅里等着了，他的客气让我一时手足无措。我们坐下了。高仓先生对我说，他一直在期待着这次见面。他说，你是一个特别的人，我们终于有了这次见面，我很高兴。
高仓先生之所以说起我的“特别”，是因了丽江拍摄《千里走单骑》时的一个情节。那次我去探班，剧组的气氛真好，是因为大家都爱戴老高，他对人的平等、尊重和关怀，让每一个人都感同身受。大家喜欢在老高面前有说有笑，而我的性格却不属此例，我只是默默地退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那天我要离开剧组返回北京了，我告诉翻译景：请你转告高仓先生，我不去向他告别了，他拍戏很累，我不想打扰他，但请你转告他，他是我的偶像，我敬重他，希望自己能像他一样，做一个人格高贵的人。
就是那一次，高仓先生记住了我的“特别”。他说，很少有人这样表达情感，由此他记住了我。他说，他看了我接受日本NHK电视台的采访，他觉得我是一个有思想有才华的人。他说，张艺谋有你真好！我平时是很能说的，可我在高仓先生面前一时竟不知该说些什么，笨嘴拙舌张不开口。高仓先生温和地看着我，我知道，我要说的，他心里全知道了。
我们坐在酒店大堂的咖啡厅，周边喧哗之声不时地传来，高仓先生的声音有了一丝沙哑，但目光却依然那么慈祥和温暖。他说，王先生，你是一个特别的人，你像是一个修行的憎人。翻译景生听完，惊叹地大声对我说，这是我听到的对一个人最好的评价！接着他翻给了我听了。高仓先生又问，你家里是不是有什么人是修行的？我说没有，只是我的老家在山东，那里有我们民族的至圣先师孔子。高仓先生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后说，我能看出，你有自己的思想，你一直在追求这种思想，你的内心里一直有这种东西，你在坚持。我心一热，亦有了一丝吃惊，心想，高仓先生是如何看出来的？我确实是坚定了自己的文学理想，准备写出我的一系列小说，以不愧对自己的人生，但这份坚守与信念我并没有告诉过别人，他是怎么看出来的？我暗暗叹服高仓先生的眼力。
我告诉高仓先生，先生是我的精神导师，我希望自己有一天能修练成先生那样，有道义、风骨与操守，且能担当。高仓先生听了，轻轻地摇了摇头：我没有这么好，他说，但我会努力这样去做的。
高仓先生说，王先生，今天我是这么的高兴，因为有了这次的谈话。他说，一个男人和另一个男人建立友谊是最难的，所以让他高兴和难忘。他希望我能视他为朋友，他愿意交我这个朋友。最后，他加重了语气说了一句：这是缘份。
我说：先生，是您让我知道了一个人可以像您这样活着，有品质且高贵地活着，您是我的精神导师。先生不肯接受，他只接受朋友的称谓。可我在心里已然默默地视高仓先生为精神导师了。
后来他支走了翻译，领着我去了他的房间，径直来到了桌前，手指着桌上的一帧放大了的放在镜框里的照片。我细眼看去，照片泛黄而古旧，黑白影调，一位穿着日本和服的年轻妇人正冲着镜头微笑着，背景中有日本乡村的木屋。她美丽而娴静，表情中充满了母性的慈爱。
高仓先生指着这帧照片，目光倏然有了变化，似有一丝思念的忧伤，又有一种追忆般的向往。他一直在对我说着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懂，然后，他轻拍了几下手，脸上有骤然有了凝重的哀思，双手合什地搁在前额，闭目静默了许久。又睁开眼，凝神望向照片，这时他的脸上被一种奇异的宁静所笼罩，我突然觉得此时此刻，喧嚣的世界倏忽间安远去了，万籁俱寂。
没多久，徐富造先生进了房间， 我们又愉快地聊了一会儿，我知道了桌上搁着的那张照片是高仓先生的母亲，生活中他有一个例行性仪式：每天的一早一晚，他都要在母亲的遗像前汇报自己做过的事，有时遇到了人生困惑与不解，或遇见什么重大事情的需要做出决定，他都会向他母亲求教。
因为太晚了，我怕影响了高仓先生的休息，执意要走，高仓先生转身拿来一件皮夹克，和一顶我爱戴的棒球帽，说做为礼物送我。随后，他又从口袋里掏出准备好的信封，硬要塞到了我的手里。我猜到了那里面装着什么，我急忙闪开，红着脸说这个我不能收，绝对不能。高仓先生目光沉了下来，看着我，我感受到他心里的难过。这时徐富造先生拉过我的手，说，王先生，你必须收下，这是老高的一点心意，他知道你去美国要花钱，这是他为你准备的，你不收他会难过的。高仓先生还在沉默地看着我，神情凝重。那一刻，我感动得想哭。
我只好收下了，向高仓先生深深地鞠了一躬，当我抬起头来时，我见高仓先生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当我从美国回到北京后，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个浑厚的男中音问：你是王斌吗？我挺纳闷，从声音中我听不出谁来，我回说，我是，你是那位？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响起了一个愉快的声音：我是高仓健。我一下子兴奋了起来，一串话从我嘴里冒了出去，我完全忘了先生听不懂我的话，直到响起了徐富造先生的声音，我才反应过来。徐先生说，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你，老高想你了，问你回到北京了没有，所以给你打了这个电话，老高希望你有一天能来东京。
我当即答应了，说我会去日本看望高仓先生。
我没有兑现对高仓先生的承诺，虽然在那之后，我与艺谋一道去日本看过过高仓先生，但因艺谋要忙奥运会，来去匆匆，那以后，我有时会给高仓先生写封信，每到他生日那一天，我会通过徐富造先生电话祝他生日快乐。我每次去电话时，徐富造先生总会笑着说，哎哟，王先生，也不知为什么，老高那么喜欢你，你和艺谋导演是他最牵挂的人，他每次来都会谈起你，他希望你一切都好。
当高仓先生有一天知道了我离开了电影界，一个人孤独地在家写小说时，专门给我捎来了二件冬天穿的大棉服，并托徐富造先生转告我，一定要学会保护好自己，他说我的性格有时太直。我深知先生送我棉袄的深意，他觉得我从此一人孤军作战，需要人世的温暖。
高仓先生偶尔地还会给我电话，他从来不会直接说，希望我能去日本看望他，他向来是一个不愿过打扰别人的人，但徐富造先生了解他，徐先生总是说，王先生，有空你来趟日本吧，老高想念你，你来了，他会很高兴的！我还是承诺我有朝一日一定会日本去看望高仓先生。
可谁能想到，这成了我终生的遗憾，一个我永远也无法兑现的承诺。我悲痛欲绝，痛悔莫及。
高仓先生是我在人生中，遇见的最值得我仰慕的人，由此，我坚定地将高仓先生视为我的一生的精神导师，是他，用无言的行动告诉了我，人生其实可以走一条这样的路：孤独，但让内心充满爱和洁净，永不随波逐流，与世同污。
高仓先生还是静静地走了，驾鹤西去，我内心悲恸，难以言表。这些年，我一直在默默地告诉自己，有一天，我会踏上东瀛去看望您，每次您来电话我都想说：高先生，我会去日本看您。可我始终未能成行。高先生，对不起！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会相逢在天堂，到那时，我依然会是您高贵精神的追随者。
2014/11/19
编辑|士谦 袁琳 实习生|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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