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师遍地都是，奴才数以亿计。按道理说，那么多大师的地方，不应该有那么多奴才，但现实就发生在了这里；这里只能按情理来设问，大师是怎么产生的呢？是被崇拜出来的。这是一个搞笑的现象，因为崇拜源自失落和压抑，于是冲动而迷糊的心理就硬拽了个所谓大师进来，从而满足了最强烈的快感，崇拜的作用甚至代替了民主选举，进来的就代表正确，外面的就代表错误。世界黑白分明，只有大师和奴才相得益彰，相互促成，和谐美满，如果出现第三者，则代表错误，就等于敌人。那么，在中国不是奴才就是大师，不是大师就是奴才，想当敌人反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崇拜是一种欠缺自我意识的极端的依赖情绪，当大师和奴才变成默契搭档的时候，大师就愈加正确，奴才就愈加有依赖感，崇拜就变成一种常态化的社会情绪——其功效近似于宗教信仰，并延伸至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崇拜作为一种感性情绪，是可以被控制的，从上到下，从自我到他者，都懂得控制情绪的重要性，所以从各种社会话语到行为过程都可以发现中国是最擅长煽情的国家，以至于偏激到排斥科学的规范和合理的制度——在大师的光环下，总是以象征历史辉煌的话语去抵制现场的新生者，或者以真理代言人的身份去拒绝全球性经验，这就导致我们情绪化的行为动不动就把持不同意见者划为汉奸或卖国贼这种简单粗暴的逻辑。
既然，大师和奴才二者相互促成，奴才因为崇拜光芒，造就了大师，大师因为释放光芒，造就了奴才，作为光芒的共同欣赏者，大师就是奴才，奴才就是大师。如此说来，我们的大师都是些极端情绪化的动物，他们唯一与奴才不同的是，他们会编造伪善的光芒——他们还会把自己比作太阳，明明知道这种欺骗只是暂时的，但他们仍然执迷不悟地坚持。这也必然导致中国大师们内在人格和精神的严重分裂。为了麻醉精神分裂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就一边不断制造高尚脱俗的故事以抬高自己的德行，一边不断攀附权贵以抬高自己的身份，从而借此猛赚现实的市场利益，同时又利用资本的数据来维护自己大师的尊严和面子。其实这些大师们都是缺乏思想、只相信眼睛的动物，还缺乏包容心，他们生效的范围只限定于本国或本圈子。
一个不爱思考的民族能产生多少真正的大师呢？尽管我们在大街上和媒体上四处可见“创新”的大标语，但这有什么用呢！唯一的用处就是放大那些虚伪的光芒的仪式感，创新只限定于本国或本圈子，否者就是错误的。
实际上，真正的大师是必须包容错误的，大师不需要去打倒他的否定者，因为大师根本就不是真理的代言人，他只是一个思考者，他并没释放出什么伟大的光芒，充其量是看清了黑暗的真相，并严肃地利用逻辑去表述他的感知，仅此而已。大师首先是个普通人，具有与所有人一样的身体机能和结构，大师之所以叫大师，只是因为他们喜欢思考，并在思考中得出了来自思想本身的价值，然后经过社会的检验，甚至像枪靶子一样，承受了来自众人的思想批判和分析。所以，大师只是一个醒目的参考对象而已，并不是一个正确的价值标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是两千多年来被公认的大师，但他们绝不是因为受到世界的崇拜而被称为大师，恰恰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得到历代学者的怀疑并不断修正，从而引起了更多人对思考本身的兴趣。
如果一定要说大师对社会有什么积极意义的话，那就是他引起了更多人对思考本身的兴趣。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那么多大师，需要的只是对大师的反思，如果大师崇拜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就意味着这个社会随时可能遭遇灾难。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