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专栏 风尚标 晚睡姐姐
有些事情的出现，注定是为了撼动我们在某些方面固有的安全感。
比如前几年北京暴雨，有人淹死在自己车里的事件，是多么不可思议。谁能想到，在已经跻身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北京，下雨竟然还能淹死人？但当我们解剖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了解到足够的信息，就会有一种恐惧和无力的感觉，因为你会发现，这个城市的排水系统、交通系统、应急体系其实都存在着很多缺陷，风险一直存在，当“天时地利”汇聚到某一个人身上，灾祸便会发生。
再比如4月3日发生的事件，从外地来北京办事的网友“弯弯”在望京798和颐酒店内遭遇陌生人袭击，在被拖拽的5、6分钟之内，整个酒店竟然没有一个安保人员过来制止，仅有一个清洁员在一旁旁观，直到她大声呼救，喊出了房间的客人，引起更大范围的关注，袭击者才逃走。
整个过程中，加害者的施施然，毫不惧怕，和酒店工作人员的软弱，仅在一边言语“劝说”，以及事后酒店的推诿和漠然，都令人感到惊恐。这就是素以治安严格的北京吗，这就是在某些重要时间段恨不得把所有客人都政审一遍的北京吗？原来在一个高档酒店中，他们宣传的时候主打的是安全、舒适、周到等理念，等你真的出了事寻求帮助的时候，是无人替你出头的。
前几年，我去北京和某影视公司公司谈一个剧本，一个人住在亚运村的如家宾馆，每天半夜门外都会传来悉悉索索的声音，那是有人从走廊往里面塞那种小卡片。早晨我出门的时候都和前台抗议，他们答应认真排查来客，然后晚上一切照旧。我睡眠浅，常常被惊醒，然后心怦怦跳着等待可怕的事情发生，或者不发生。
恐惧让我做了噩梦。在梦里，我突然醒来，发现我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房间里面站着两个黑衣人，一个站在我床头，一个站我在床尾，形成包抄之势。一点都不夸张，我当时心里万念俱灰：完了，他们不会留活口让我走，我要死在这里了，可是我连遗言还没写呢！一急一吓，醒了，一头一脸的汗，心脏剧烈跳动，那一刻，我宛如已经经历了一遍死亡。
我朋友酷爱旅游，而且喜欢一个人，她说出门在外什么都能省，就是住宿的钱不能省。要住好的酒店，不要住便宜的旅馆，这样可以最大地增强安全系数。我把这个新闻发给她，她也无语。一个体力有限的女孩，在面对“明明边上有两个人围观，却救不了我，绝望无助，尖叫着被男子拖至楼梯口”的境遇时，高档酒店和城市某条阴暗的小胡同又有什么区别。
这个世界不是时刻都安全的，我们都知道。但发生在人口稠密的现代都市之中的悲剧，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袭击，撼动的不仅是对这个世界的安全感，还有对人性的安全感。
我经历过“弯弯”所感受到的那种绝望。很多年前的傍晚，我被一个男人抢劫，尽管当时正是下班的时间，路上行人、自行车、汽车来来往往，但没有人管我“抓小偷”的狂喊。我那时年轻，不知天高地厚，一直对小偷穷追不舍，我们之间一度离得我近，我哀求身边一位骑自行车的男人，“求求你，拦住他好吗，他是小偷。”男人什么都没说，快蹬了几步，离开了。没有人管，真的没有人管。
现在这已经是一种怪现象了，人越多，越没有人选择挺身而出，都在观望，都看别人怎么做。
“弯弯”在自己的微博里写下了关于女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自救的建议，网上也有各种自救的知识普及，这些东西学学还是有用的，应该学。但这些都建立在遇袭、遇险的情况下你还能理性处理的情况下，而在现实中，一个人不曾真的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并不知道自己会如何处理。我有个同学曾经在厕所遇到偷窥者，当时她吓得浑身瘫软，四肢全都不好使了，一边哭着一边爬了出来，她说我从来不知道恐惧能够令人丧失所有的行动能力，那一刻，只有本能存在，本能让做什么就做什么。
在每一个类似的事件中，我们往往都能找到可以责怪的人。
比如前段时间，一位监考的老师在教室中窒息身亡，中间没有一个孩子去拍拍老师，问问老师到底怎么样了，连孩子的家长都责怪自己的孩子太麻木，太冷血，对生命缺少尊重。但记者采访那个孩子，孩子想的是，“如果我走过去了，老师没有事，会不会怪我作弊呢”。她已经被冤枉过，所以这次迟疑不决。这种可能的确存在，孩子已经被墨守成规的教育收走了个性，压抑了关怀。
至于“弯弯”事件中，那位一直没有上手去制止歹徒的保洁员，他当时担心的可能是如果真的是两口子，自己介入了客人投诉就会被辞退。在目前的服务业，为了平息客人的怒气，不是经常干这种事情吗？
知道我被抢劫，我楼下的邻居，也是我的朋友直白告诉我：“如果我不知道是你，我也不会管这种事。”他的意思是让我不要怨恨任何人，因为人人都如此。
我不怪任何人，我只是可怜当初那个绝望的自己。后来我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我像一个警觉的兔子一样，时刻警觉身边那些形迹可疑的人。我觉得这并不是坏事，因为我多了一点警惕，少了一点天真，小马哥在《英雄本色》中有句经典台词，“我发誓不会再让别人用枪指着我的头。”我发誓今生都不再沦落到那样凄凉的地步。我知道别人靠不住，我更要靠自己。
但一个安全的社会不能只靠自己身强力壮或者老奸巨猾，现在我已经厌倦了某一种言论，比如有人哭诉遇到了网络诈骗，聪明人便说了：“哇，这么弱智的骗局你还上当啊，这种骗术都臭大街啦，你居然不知道，活该被骗。”难道每一个普通人都该对所有不断花样翻新的骗局有研究吗？难道每个人都敢说自己可以躲过被精心设计的心理学陷阱吗？《奇葩说》的辩手马薇薇说：“在女性明显反抗的情况下，酒店都有义务保护住客安全，警方都应及时立案。别一出事就让女孩子多小心，然后传播防狼十八式什么的。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跟歹徒搏斗的。这年头，没点功夫还不配出门了是吧？！”
一个戒备着所有人的人，即使安全了，也永远不会快乐，因为他等于已经被关进了监狱里。
1962年前纳粹分子艾希曼受审，他在辩护中声称自己只是命令的执行者而不是组织者，服从是他的职责。《纽约客》的记者汉娜·阿伦旁听后感慨道：“为什么纳粹恰恰是依靠像艾希曼这样粗鄙而又肤浅的人物来支撑？”后来她将其归纳为一种“平庸的恶”，即由千千万万个艾希曼这样平庸的角色构成了纳粹的杀人机器。
每个选择懦弱、选择不作为的人，在社会的质疑和谴责面前，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我很忙，没时间”、“我害怕被诬陷”、“我吓糊涂了”、“我确实没看到”。平庸的恶就是这样，站在自己的角度上，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总是有无数应该被原谅、被理解的理由。
里根说过，英雄也许不比别人勇敢，他们只不过比别人勇敢五分钟。要做一个有良知有责任感的普通人，也并不需要多伟大，只不过需要在间不容发的时候勇敢那么一下，在保护好自己的情况下，随手报个警，大声呼叫一下，不要太麻木，任由悲剧在自己面前发生，那样就可能挽救一个宝贵的生命。
“弯弯”的获救很大程度上就依靠着一位女访客始终没有离开走廊，一直在观察事态的发展。有一点基本的警惕，有一点对人性的起码的关怀，我们都能成为见义勇为者。
邻里守望，相扶相助，本就是我们人类为了生存而形成的一种美德，即使尚未形成文化和文字的远古时期，原始人都明白，如果不在同伴遭受野兽攻击的时候挺身而出，下一个死的就是他自己。
而一个麻木的社会，最后所有人都是受害者，所有的人也都会变成害人者。
美剧《波士顿法律》第十一集，一个出生于苏丹的富商，为了制止发生在苏丹的种族屠杀，想要起诉美国政府，促使国际社会关注那里的暴行，律师为这看起来荒谬的行为寻找到了法律上的依据，“依照侵权法，当你看见有人倒在路边，你没有义务停车去帮他，但一旦你停车，那你就有义务去完成救助，因为其他原本愿意帮助的人会走开，他们认为已经有人去帮忙了。”
按照这条法律的法理，可以类推美国政府的问题就在于，“美国向恐怖主义宣战，当恐怖主义降临到苏丹，我们也如此声明，甚至提供了经济援助，其他国家有可能因为美国的出手而袖手旁观，认为美国已经介入而事实却不是。”美国政府辜负了苏丹人民，又误导了别的国家，所以应该站在审判台上。
我们的社会时不时都会爆发出一些热点事件，而且日复一日的惊爆眼球。但今夜，我们除了讨论“弯弯”的遭遇，还应该全体站上审判台，拷问自己：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能不能站出来；当别人期待我们站出来的时候，我们是否令他们失望了。
这比谴责更有意义。相比那些生活中注定无法回避的坎坷和暴行，我们更难防备的是这种隐含在平凡人的个性中，丧失道德底线的懦弱、胆怯和是非不分的恶意。在平庸的恶的驱使下，爱、温情、责任，都变成了一种非常私有的情感，只能施给自己的家人、亲人、朋友，没有多余的可以给那些素不相识的人。
他们即我们。这种平凡、普通的淡漠能演变成人性最大的丑陋和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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