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发现有一个中年男人与旁边两人低声商量了一下，好像是对刚才宣布有人将要开大价钱竞买兽头的消息作出反应。一会儿，那位中年男人拿着手机走到一旁，开始不停地拨打电话。事后我听大陆的朋友说，那个中年男人是内地知名的国有大企业保利集团的艺术顾问，名叫易苏昊。
“下午5时许，在比原定时间推迟45分钟后，拍卖才得以正常进行。佳士得此次拍卖的12生肖铜像有两件，一件是猴头、另一件是牛头。猴头先上拍，起价是200万港币，每次竞叫加价20万港币。开始根据我们的预料，竞买者可能会以港台人士为主，出乎意料的是打一开叫，中国内地的保利集团博物馆馆长易先生就开始举牌。后来我向大陆记者打听，才知道一开始保利集团并不是冲着这几尊铜像来的，而是要竞拍另外两件瓷器。来到香港后，易先生一看几件铜兽首闹得沸沸扬扬，而且舆论已经政治化了，上升到国宝回归的高度，于是，他临时请示总部，总部决定要不惜血本，拿下这几件铜像，避免国宝继续外流。同时，总部还把定价权完全交给了他。
“可是据我在现场观察，兽首的买家并不多，几乎全是中国人，而且与保利集团叫板的，就只有几个台湾买家。几轮过后，竞价者只剩下保利集团的易先生和另外一位电话竞买者。我在现场听说，那位电话委托者也是台湾人。当时我们几个香港记者就有些纳闷：怎么又是海峡两岸的人飚上了呢？既然是政治化了，大家都是中国人，谁拿下它们还不一样？非得要拼出个鱼死网破？仔细一想，我们大家都觉得这里面隐藏着一个局，一个完整的商业陷阱。说实在话，那个时候，我们担心的不是那几个兽头会落入外国人之手，因为那种可能从一开始就几乎等于零。大家都替保利集团担心，担心他们跳进别人下的套。最后事实证明，我们的担心并非多余。经过20几轮竞价，最后保利集团以740万港币拿下了猴头，加上佣金一共818.5万港币，高出起拍价4倍多。
“接下来的铜牛首拍卖更是毫无悬念，又是在保利集团的易先生和台湾那位神秘的电话竞价者之间进行，经过21个回合的较量之后，对方放弃，保利集团以700万港币的成交价又拿到了牛头，加上佣金共计774.5万港币，也将近高出起拍价4倍。拍卖师刚落槌，全场掌声雷动，持续了三分多钟，门外甚至有人放起了鞭炮，香港的华人都为这两尊被称为‘国宝’的铜属首能归保利所有感到高兴，因为在大家心目中，保利是代表国家、代表民意来竞拍这两件东西的。场上，连佳士得的工作人员也情不自禁地跟着鼓掌，脸上明显透露出一种如释重负的神情。
“这场拍卖结束后，几乎所有的香港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发布了相关消息。街头巷尾，很多香港市民都在议论这件事，而且，一些报刊上还出现了五花八门的猜测，如有一家小报就骇人听闻地描述：“会场上，参拍的北京人带着十数个军人保镖”、“场上百分之七十的人都讲普通话”等等。还有的报刊则对易苏昊本人的身份进行演绎，说他是前中国军队的著名将领陈毅元帅的儿子……后来我知道了那是误传，陈毅元帅的儿子名叫陈昊苏。
“那几天，我看到内地的媒体更是欣喜若狂，连篇累牍地报道拍卖经过，庆祝国宝回归，把保利公司的代表描述成岳飞一样的民族英雄。我不知道内地的同行们心里到底是怎样想，这件事对于大多数像我这样的香港媒体人，还有一些圈内知道一些内幕的人，心境却没那么单纯，大家的感觉更像是吃进去一顿不容易消化的美食大餐……”
我的朋友毛先生尽管学成于西方，骨子里却是一位非常传统的中国夫子。他虽然学的是历史，但却对近现代中国政治有着非常独到的见解，而且还有着高于常人的新闻洞察力，从他向我复述2000年春夏之交发生在香港的那两场拍卖会，完全可以看出这一点。
“比较佳士得张扬跋扈的风格，苏富比的运作则显得更加隐晦和富于策略性。从这两场拍品相近、内容相同的拍卖会，你就很明显可以看出二者的不同之处。先说拍卖会的主题，佳士得明知大陆从政府到人民都很忌讳清末那一段令人屈辱的历史，却仍然不管不顾、单刀直入，定位叫‘圆明园宫廷艺术精品专场拍卖会’，甚至在宣传运作上干脆自爆卖点，让大陆媒体提前恶批猛打、口诛笔伐，搅它个天昏地暗、人尽皆知，然后趁机点燃战火，制造出鹬蚌相争的局面，自己乐得巧取渔翁之利；苏富比则不然，尽管他们要拍卖的东西同出一处，但是他们尽量避开一些特别刺人感官的字眼，跟在佳士得后面，既享受先行者的炒作效果，又可以少挨几颗子弹。他们此场拍卖主题名是‘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拍卖会’，品种概念模糊，年代不清，设计者煞费苦心。可是尽管如此，战火已被佳士得点燃，堵在身后的苏富比这一回还是无可逃避地受到了烘烤。
“2000年5月2日下午，苏富比拍卖会在香港金钟香格里拉酒店如期举行。由于几天前佳士得拍卖会遭遇尴尬，苏富比加强了现场警戒级别，不但动用了人数众多的保安，我们还在现场看到了一些身穿制服的香港警察也加入到治安保卫行列。
“我们提前一个小时来到卖场，卖场外面照样被抗议的人群围了个水泄不通，我们费好大劲才把设备安全运及会场。在抗议的人群中，我发现有我儿子所在中学的一些教师，他们除开散发传单和呼喊口号外，还大声宣读抗议信，信中说：‘国宝是属于包括700万香港市民在内的13亿中国人民的，应该归还中国’！读完抗议信，教师们企图冲进会场，但被保安死死挡住，最后只好让门卫将他们的抗议信递交进去。这一幕刚落，又有人突然手持两张照片冲到警察跟前说：‘警察先生，我们报案，有人盗窃了国宝！’我凑近一看，两张照片正是当天的拍品，一张是圆明园铜兽首，另一张是圆明园流失的乾隆款酱地描金粉彩镂空六方套瓶。那个警察接过照片笑笑，说了一句：‘你很会搞笑啊！’便把照片还给了那位教师。这一次因为保安和警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抗议人群始终没能冲进会场。
“进入主场后，我发现里面早已是座无虚席、人头攒动，就连后面也站满了看热闹的人群。有人在后排拉起了横幅，上面写着：‘抗议销赃，归还国宝！’
“下午2点20分，拍卖开始，拍卖师刚念出拍品‘乾隆款酱地描金粉彩镂空六方套瓶’，后排就有人打断拍卖师的介绍，连声高喊‘拍卖贼赃可耻！’的口号。抗议者是一位青年人，两位保安架着他退场，他仍然大声呼喊着口号。这时候，门外的人群闻声而动，趁那个喊口号的青年人被推出门之机，又一次向拍场发动了冲击。苏富比工作人员一面全力抵抗，一面打电话向香港警方求援……
“又折腾了一通，拍卖才重新开始。乾隆六方套瓶起拍价420万港币，拍卖师话音刚落，坐在头排的一位身着深颜色西装的男士便迅速举起53号牌。令人费解的是，与几天前佳士得拍场所经历的一样，53号先生的对手又是一位操着英语的电话竞买者，一番激战让在场者暂时忘记了政治内容，投入到胜负的悬念之中。当然，现场有一些知道53号先生来历的人，从情绪上明显偏向他那一边，他每加价一次，场内就报以一阵掌声。可到后来由于二者咬得太紧，别说是掌声跟不上，就连现场的电子记分牌的数字显示都跟不上拍卖师的报价。就这样令人惊心动魄地纠缠到1000万港币后，电话那边的叫价才开始放慢了速度。此时，拍卖师将叫价阶梯从几十万上移到500万，两分钟后，经过40余次叫价，电话那边的竞买者才偃旗息鼓。53号先生以1900万港币的报价击败了对手，在一片爆场般的掌声中拿下了这件拍品。拍卖结束后，一位大陆同行告诉我，53号先生是北京市文物局的代表。
“一小时后，圆明园铜虎首在众人的唏嘘声中被搬上场。叫价前，我曾想跟几位香港同行打赌，结果大家意见却惊人地一致——花落保利。因为大家知道，此时的兽头已经远离它自身的概念了，而且人家保利集团有着很深的国家背景，既然他们在前一场拍卖中已经尽显不惜血本、志在必得的气势，还有哪个买家还敢真的跟他们叫劲？我们一致判断，这只兽首的成交价肯定要比佳士得拍场上的那两只要便宜得多。可是对于我们媒体人士的判断，几个香港本地的资深艺术品经纪人却不认同，他们判断：正因为如此，所以这只老虎头的成交价肯定要比前面的猴头和牛头高得多。
“结局是，我们的判断有错。保利的竞争对手倒还是那位操着英语的、据说是台湾人的神秘电话竞价者，但是最后成交价却达到1400万港币，是上一场拍卖两只兽首成交价的两倍……
“事后，香港媒体都开始议论起一个人，那就是台湾寒舍集团总经理王定乾，他几次在别的竞争者将要退出竞拍时半途杀入，继续接力与大陆买家竞价，仅那只六方瓶，他就让北京文物局多掏了将近900万人民币，要不是现场有人怒喊“打倒卖国贼”，不知道他还要竞争到什么价位才肯罢手……”
